Wonderful--贻笑大方

藉由伊顿，表达一下我对英国社会阶层的看法。伊顿是不折不扣的贵族学校，不仅因为它的历史角色，即使在如今也带有鲜明的贵族色彩。伊顿公学一共有近两千名学生，规模和杭州任何一所重高差不多。学生每年的学费是三万英镑，外加每年四千英镑的置衣费。伊顿学生以穿着黑色长袍燕尾服，戴着礼帽的传统而著称，殊不知维系这些传统都是需要学生家长买单的。伊顿奖学金极少，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家庭自担学费，除了极少数例外——比如伊顿里人数最少，不到两百学生的国王学院，理论上国王学院的学生是国王的学生，由王室承担他们的学费，因此现在国王学院招收的多是优异而家贫的学生。国王学院的穷学生只能住在伊顿的校内宿舍里，而其他学院的阔学生都是自己租房住在校外的镇上——当然这又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每年国王学院的橄榄球队都要和其他学院联合起来的橄榄球队打一场比赛，从人口基数上就不难判断国王学院队将近一个世纪都是大败亏输。

与伊顿一年三万五千镑开销对照的，是英国平均的收入水平。一个刚进入伦敦金融城讨生活的大学毕业生年薪在3万英镑左右，收入最高的investment banker职位能拿到4万镑，经过四五年的不懈努力，年薪可以长到六，七万镑，这些都是税前收入，而英国的税率比美国的更高。注意伊顿只是一个中学，其后还有三年大学本科。由此可见，能上得起伊顿的，多是富贵人家子弟。

我觉得和美国社会相比，英国社会要僵化地多。以伊顿为代表的精英教育是其中一方面的的体现。教育是改变一个人命运和地位最重要的机会，相应的，一个社会各阶层间能够流动转变的能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机会是否能有效地对全社会的人开放，而不仅仅是对上层家庭的子女们。这方面美国的名牌大学做得比英国好，在招收很多富家子弟的同时，能保证相当比例的择优录取，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还能设法保证每一个录取的学生不会上不起学。而英国似乎没有类似美国的鼓励教育的机制。

相反，英国还呈现出反智主义倾向，越来越多的人不上大学而直接踏入社会。有诸多原因。其一是大学学费日益昂贵，而英国大学教育还停留在大学生应该是健全心智，培养情操的象牙塔理念上，信奉“当你把大学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全忘光后，剩下的校园生活回忆才是你大学里真正学到的东西”。加上大学本科只有3年，教育不太符合社会的实际需求。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尤其是一般州立大学）都抱着很强的实用主义理念，学生所学的都是社会需要的。因此，许多英国人觉得上大学不是划算的投资，还不如高中一毕业就进入公司当学徒，等到了大学毕业的年纪早已经可以独当一面，领导那些大学毕业生了。金融城里许多老牌公司都有不少经理和合伙人是没上过大学的。

学徒制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仿佛那些都是狄根斯小说那个年代的事。那种职业道路讲究的就是勤奋和沉稳，职员要精通业务知识，逐渐和客户建立起个人间的关系，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步步晋升为合伙人，职业发展道路稳定，有先例可循，而缺少跳跃。这种商业文化，骨子里透着的是当年大英帝国以海上贸易立国的传统。而在美国，公司分拆并购，员工跳来跳去，甚至一生重启几次职业生涯都是常事。我个人以为英美商业文化的差异是因为美国的公司经历了大规模工业化和托拉斯化，这种商业模式能够成功，得益于美国巨大的生产能力，人口基数和国内市场。而英国还停留在传统的贸易商业模式，因为英国本身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能保证其工业的托拉斯化。美国的大工业商业模式使得金融资本得以从工业资本中升华出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操纵金融资本需要能说会道的表达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大学教育让你学习到的。事实上美国媒体上发布的各项研究都宣扬读过大学的人和没读大学的人收入的巨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增大。

而英国的工商业模式，无法使大学教育的价值有效的凸现出来。楼楼在跨国公司中明显感觉到美国人比英国人要能侃侃而谈地多，而一般的英国人口才并不好。比如公司培训中，通常是美国人长篇大论，然后上来个英国人虽然没那么能侃正题，但肯定会幽上几默，英国人的本事是无论拿人开刷还是将黄色笑话，都不会让人粗俗。回顾英国求学生涯，英国的本科与硕士教育好像没有特别强调写作和presentation的重要性——注意这还是在商科！

由此可见，英国的经济性质容纳不下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 而更多的人放弃高等教育反过来加剧了社会各阶层僵化的层度。前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证：据说牛津剑桥的学生在某个职业上占据的统治地位特别明显——政府公务员。我觉得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社会与欧洲福利社会在价值取向上鲜明的差异点。美国一流的精英人才首选肯定是private sector，凭自己的才华打拼出巨大财富，而public sector和公务员从来不是令人艳羡的职位。而欧洲的福利社会过于牺牲企业创新者的收益，来保障那些平庸国民的福利，造成整个社会死气沉沉，缺乏竞争，年轻一代好逸恶劳者居多。

观察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许多和我们同龄的普通英国人家的小孩，他们的成长之路几乎就是复制他们父辈的经历：从中学时几岁起开始晚上外出约会，几岁起开始谈恋爱，到大学里泡酒吧，混乱私生活，俱乐部，再到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开始被社会约束，生活安定下来，职业平稳进步，娶妻生子……因此许多中产阶级父母对子女们年轻时干各种荒唐事持宽容态度，正如歌中唱的“他们经历过的，我全经历过”。反观美国，从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六十年代的嬉皮，到七十年代的X一代，八零后我们的同龄人，每一代人都和上一代们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当前欧洲人还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水准是靠着之前几百年打下来的老本，但即便如此，当代英国人的生活已经比他们的父辈祖辈更加艰辛。他们父祖辈小时候，愿意工作的人总能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社区生活也很和谐，比如医生上门就诊是常事。而如今，就业机会的减少，社会竞争加剧使得英国人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同时传统社区方式的衰落，人员流动的加剧和外国移民的涌入，显著改变了社会的微观生态。这样的现象反映着欧洲社会衰落的深层原因——传统工业就业机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本国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又不足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高昂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传统社区的生活方式难以维持，外国移民又占据了许多低端的职业。

历史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即使庞大如大英帝国，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内也分崩离撒。决定世界霸权与殖民地的维系，军事与政治只是表面，最终还是社会经济的格局——一者宗主国必须有能力提供维系殖民地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二者宗主国必须保证消化殖民地的全部产出。前者意味着从宗主国到殖民地的经济流动，后者意味着从殖民地回到宗主国的经济流动，两者合起来形成一个经济流动循环（资本的流动方向正好与实体经济流动方向相反）。只要循环生生不息，剥削与利用也生生不息。英法等欧洲诸国的第一代殖民地模式是殖民地为宗主国工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同时又作为初级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两次大战以后，英法等国经济重创，再也无力消化殖民地的产出，经济链条一旦破裂，政治分家也就接踵而至，无论之前有多少辉煌与荣耀，历史规律就是那么现实与残酷。如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更高级的第二代殖民地模式：放弃对殖民地的直接政治控制，将生产工业从国内移到发展中国家，用庞大的美国国内市场作为向心力，吸引小弟们廉价为美国生产商品，同时以军事霸权来保障两条生死线——(1)保障原材料和能源的获取与流入生产国家， （2）保障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使得美国有充足的资本来进口商品。与老一辈殖民模式一样，经济流动循环仍然生生不息，只是流出美国的全是虚拟财富，而流入美国的全是真材实货。英美两相比较，美国模式的高明强大之处易见。

此番英伦游记还没写到全程的一半，就灌水到了一万六千多字，看来后面需要加快进度减少无关评论了，赫赫。

英国的伊顿和哈罗公学举世闻名，两者在很多地方不相上下——例如就出产的英国首相而言。从某种角度看伊顿的贵族气更浓一些——它当初就是英国国王所建，目的就是培养国王的学生，也正因为国王希望能时时见到自己的学生成长，所以伊顿就建在了温莎城堡可以眺望到的地方。按咱中国人的话说那叫“天子门生”，不过中西方封建制度的涵义天差地别，英国的国王们没有丝毫靠这些学生培养嫡系势力的意思，呵呵。

温莎街景.左图道路右前方就是伊顿公学。右图是几个美丽的伴娘。英国女孩大多眉清目秀，皮肤细腻，身材苗条，比让人肉欲横流的美国肥妞漂亮多了。

伊顿是一所男校，相当于我们的中学，主要招收13-19岁的男生，这些eton boys有一个专门的名字：etonian。伊顿的校园生活中有许多特指名词，外人根本不知所云。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这种人为制造的沟通障碍适合培养人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觉英国人还是蛮热衷于搞自己的小圈子的。读英国的报纸不太顺畅，不仅许多单词不认识，连句法都和美国报纸有点差异，读起来总是让我一口气屏着好久。

虽然名气大，伊顿的校园其实很小，主要是一个五六十米见方的院子，一面是一个大教堂，剩下三面是三层楼的长方形楼房，作为教室和老师办公室。主院后面还有一个四合院般的小院子，也是四面被三层的楼房围着，供学生学习和活动使用。当然这个小地方也仅仅供教学活动，球场，剧院，图书馆都在校外，学生也都住在校外的小镇上。

伊顿校园的主院和小院子：

参观伊顿需要由导游引导，每天只有两次，所以要提前看好时间预定好门票。导游都是和伊顿颇有渊源的中老年人，他们做导游更像是一种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我的导游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就住在伊顿旁边，她的三个儿子都是伊顿的学生。老太太风度优雅，平易近人却又不带那种夸张的热情，我不禁联想她家里说不定是个贵族。

游客可以参观伊顿的教室，校长室，还有一个学校博物馆。伊顿的教室古老而昏暗，其简陋的程度是超乎想象的：粉笔黑板，小小的讲台，学生座位都是原木搭成的长桌椅，这些桌椅几百年来就没有改变过。木头桌面上遍布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学生涂鸦，有名字，有图画，有诗歌，有胡话。你很有可能不经意中发现某个出自伊顿的历史名人在童年时的顽皮烂漫，在此刻此地，历史就真切地在你身边，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啊。

伊顿的教室(左图），在课桌上涂鸦是全世界学生普遍的作派（右图）：

伊顿的校长室，非常简单的布置，校长就坐在下面那张桌子后面。这里对伊顿学生并不是一个好地方——每一个违反纪律的学生都要推开右图中那扇沉重的，刻满历届校长名字的木门，忐忑不安的走进校长室接受惩罚。在近代以前，体罚学生被认为是必需的教育方式，即使对于贵族子弟也一样，18世纪时曾经有个学生在差点被校长殴打至死。从此以后，校长室惩罚学生时，都要有另一位学生代表在场监督作证——通常由高年级的学长担任。

校长室后面的一个大厅，墙上的雕像都是出自伊顿的顶级大人物们，比如英国第一任首相Walpole和威灵顿公爵。其余分量不够的名人只能在四周的护墙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几百年来伊顿毕业生大有作为的不计其数，关于名人，伊顿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统：凡是有伊顿毕业生当上英国首相的，全校放假一天；同样如果有伊顿毕业生获得奥运会金牌，学校也放假一天。伊顿的男孩们当然欢迎放假这样的好事，自然而然的也就记住了带给他们“恩泽”的前辈校友们。上一个出自伊顿的英国首相是梅杰，现在的保守党魁卡梅隆也是伊顿毕业，以目前保守党的形势，明年大选卡梅隆当选首相似乎已成定势，所以学生们都衷心祝愿着自己的校友能荣登大宝。

校长室后的大厅纪念着众多伊顿毕业生，威灵顿的雕像在最中间，威廉和哈里两位王子的名字是他俩前两年毕业后才刻上去的，生于帝王家，当然是少年成名。

伊顿校园里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展示伊顿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学生生活，以及学校的一些办学理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处。一是伊顿宣称它期待学生们以后都能成为社会公众生活中的领袖和活跃分子，因此校园生活刻意营造着一种社会氛围，同时倡导学生自治，高年级学生需要担负起教导帮助低年级学生们的职责，这些举措都培养着学生的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二是伊顿一位校长说的话：“伊顿的学生在学校的这些年，他们可以选择学习anything they like，也可以选择学习nothing——如果他们喜欢的话，但只有一点我是不允许的，那就是学一样东西却不精通它。”

第三点就是下图所示的——军事服务。身为贵族和精英，并不只意味着享受锦衣玉食和特权（当然多占点社会资源是应该的），也意味着国家召唤你的服务与牺牲时，好不畏缩。伊顿毕业生中5650人参加一战，阵亡1157人，4958人参加二战，阵亡748人。将近20%的牺牲比率还是能说明他们的献身精神。

说起何为英国的绅士风度和贵族精神，在英国生活多年的楼楼对此的评价被我理解成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对外，英国人待外人彬彬有礼，但这是建立在一旦情况突变他一定有能力将对方撕成碎片的基础上。对内，面对违背自己意愿但又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也能以很超然的态度将个人态度放下，尽职尽责把事情出色地办好。无论是在社会公共生活，家庭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都秉承这种从容不迫的风度。

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与中国“内圣外王”的士大夫精神很相似。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并不只是饱读诗书平和儒雅，同时也要具备源自生命本能的旺盛力量。伊顿着力培养学生的，就是这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使得上者成为高瞻远瞩的领袖，中者成为沉着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坚定可靠的士兵。

我个人始终认为一个国家的上层精英集团必须保持习武的风气和血性，不犹豫以铁血支持经济势力和价值观的输出，才是国家保持强盛的关键。精英集团，不仅要作为大老爷窝在办公室里策划老百姓去当炮灰，自己独发战争财，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也必须上前线直面牺牲的风险。这种承担风险，也是精英集团能够在和平时占据国家大多数资源，战争时占据大部分战争利益的合法性基础。正如肯尼迪说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自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是要求老百姓为国家做出牺牲，而是对那些在国家政治中野心勃勃向上爬的人物，在觊觎权力与利益的时候，先掂量一下自己付出过的牺牲，否则登上角逐场的资格都没有。

就像肯尼迪家族为了政治四个儿子死了三个，或者麦凯恩身为美军司令之子却在越南战俘营蹲五年大牢，这种人物面对对手只要大喝一声“老子当年为了国运在搏身家性命的时候，你小子在干什么？”没有几个人能不服的。这种出神入死的革命功绩无论在东西方都是压服人心的东西，否则出身再高也被人看不起。比如东条英机的三个儿子没一个上战场的，自己嚷嚷着自杀又舍不得下狠手，结果不仅被敌人索了命，还被自己国民厌恶唾弃，战犯中混到这种样子的还真是少数。奉系败家子小张九一八后一枪不发退回关内，吴佩孚当面对他说：“小六子，你老子的棺材板子都竖起来了。”

       离伦敦只有不到五十分钟车程的温莎，现任英国王朝就以此地命名。温莎城堡是王室的领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人常住的城堡。引用别人的文章，“温莎城堡始建于11世纪的“征服者威廉”的时代，经过历代扩充，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成为王室的主要宫殿，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王子在这里策划了大英帝国的辉煌，两人也先后死在这里。”现在的女王很喜欢温莎，经常在周末呆在这里。温莎最有名的，或许是它正门外那条5公里长的大道long walk了，两边是大片的绿草地，是王家骑马的绝佳之处。从long walk远处回望温莎城堡，是一个很著名的镜头。

       我是在一个阴沉的周六中午到达温莎。城堡离泰晤士河不愿，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是附近的最高点。温莎是一个精致古朴却骨子里渗透着贵族气的小镇，居民的房子虽然古老狭小，但是门前小小庭院的花卉却是弄得一丝不苟；街上跑的多是BMW和COOPER，Bently和aston martin也不时见到，但是这些豪华车多是低调的黑色深蓝色， 招摇过市的车几乎见不到。作为女王的邻居，温莎的居民尤其是那些中年以上的人，举手投足都很优雅，朝着一口让人听着很舒服的英语口音，给人感觉就是见过世面的人，既有“老子是女王跟前的人”的自豪，又不使来客感到傲慢。

      温莎城堡属于女王的私有财产，大多数地方都是不开放的。主要供参观景点有玛丽女王的玩偶小屋，以及state apartment。State apartment是王室用来接待非常尊贵的外国客人的，因此非常气派。猜想一下英国王室向外邦人士展示的是什么？大英帝国的军功！当外宾在二十多米高的大厅里沿着大楼梯曲折而上时，两边欢迎他们的是金戈铁马的骑士，五六百年各个时代的刀剑与火枪，以及大英帝国从天下各个对手那里缴获的战利品。那些刀剑和火枪先是一对一对摆成V字型，然后每一种武器都是二十几对自下而上挂满整个大厅。

      我必须承认这样的布置对来宾的心理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可要是在这里看到自己国家的东西被英国人缴获做战利品，那就别有一番复杂滋味在心头了。可惜的是大多数国家的来宾都能在这里看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这里有印度王公全金打造镶满宝石的王座，铺着一张完整的老虎皮，而虎头正在踏脚上，这是英国人当年以少胜多大败某个孟加拉王公时从他的宫殿里缴获的； 这里有从滑铁卢缴获的拿破仑近卫军的军旗； 有克里米亚战争时从沙俄缴获的战利品；有奥斯曼土耳其的军团徽记；有圆明园的国粹珍宝，有大清朝的绿营和八旗军服；有小日本的军刀；有两次世界大战从德国缴获的战利品。

       另外一个非常震撼的地方是圣乔治大厅，大厅的墙上展示着英国全部一百多个贵族家族的纹章和旗帜，表示这些贵族都向英国王室效忠。每个纹章下面的墙壁上，刻着这个家族历代继承头衔者的名字。理论上任何一位Lord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前世今生。遗憾的是城堡内部不准照相，因此就没有温莎内部的照片了。我只好拍了几张内城城墙边上的大炮，也是英国人从世界各地缴获来的。这些大炮轻则数吨重则十几吨，万里迢迢把它们运回来也是大费周章的事情。最大的一门炮是1856年在南京炮台上拆下来的，算来应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事。

温莎的参观入口，维多利亚女王注视着熙熙攘攘的游人们。

从温莎城堡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鼎鼎大名的贵族公学——伊顿。

       伦敦绝大多数景点都要门票，甚至连教堂也不例外。而大多数audio guide也不包括在门票之内，需要另买，这样去一个景点就十镑没有了，换算成美元相当于一顿很descent的晚餐。

       泰晤士河南岸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是为数不多的免费景点之一，博物馆位于Elephant Castle附近，这一带不算游览区，因此没有游客如织，离我居住的地方也不远。我住的南伦敦附近地区，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景观”的特色，而是绝大多数有点历史的大城市都有的特征——狭窄蜿蜒的马路，两边是乱糟糟的三四层楼的房子，临界的房子都改成了日常店铺，从小百货，餐馆，到诊所，理发店不等。走在这里和走在上海任何一条普通街道上无甚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南伦敦是众多族裔的混居区，以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中东人和非洲人和东南亚人居多。和美国的移民大融合不同的是，这些外来族裔大多来自于英国昔日的殖民地，相比之下来自拉丁语系国家的人就不多。另一个与美国的不同之处是这些外来移民鲜明地保留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和风格，比如印巴男人会戴着那种冠状帽子，中东伊斯兰女人会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而非洲人会非常夸张地披金戴银，这些风格与英国人格格不入。在美国，人们着衣随便，多是由生活的方便和需要而定，大多牛仔裤T恤衫，不太会在日常生活中打扮地凸显自己的族裔。从这个角度折射出英国和美国在民族融合上的差异。美国社会不会刻意彰显每个人的出身和族裔，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只是关注彼此之间的common value，而个人的背景文化只是私人的东西，只要你能把自己special的那点背景放下，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相比之下，英国的彰显族裔差异正表明了各个族裔的界限非常清晰，它们只是地理上聚集在一起却彼此平行独立的一个个小世界。由此我可以想像当年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的特征，它的殖民地子民，只是一堆异质的沙，而非能揉在一起的粘土。英国本质上是个单一民族社会，没有很强的主动同化的能力与意愿，对于殖民地的态度主要是出于利己主义的原料地与倾销市场。这和美国主动同化的强大力量完全不同。这种区别或许注定了老牌帝国的衰落与新兴超级大国的崛起。

      帝国战争博物馆有点类似我国的军事历史博物馆，这里展览着英国20世纪的战争历史，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博物馆的大门前矗立着两门15英寸舰炮，不知是从哪一艘战列舰上拆下来的。再没有比15英寸舰炮更能代表大英帝国的力量了——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英国率先发展了装备15英寸舰炮的“无畏”级战列舰，这在当时是另任何国家都胆寒的武器，并由此标志着英德海军军备竞赛进入高潮，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国家全球霸权的维持是由它在常规状态下短期内能够远程投放的军事力量决定。现在的美国依赖航母战斗群以及巡航导弹，当年的英国依靠的就是其海军的大舰巨炮。巨大的炮筒需要先进的钢铁锻造技术，由此体现着英国当时军事实力背后强大的工业力量。彭德怀说“帝国主义把军舰开到中国海岸边支起几门大炮就能割让殖民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但必须承认当年这样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这是一个农业封建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动员体制的不同。

炮管口的塞子上画着英国古怪的纹章。15英寸泡一颗炮弹就重2吨，有一人多高。

博物馆的一楼是一个敞亮的大厅，放置着众多重武器。二三楼是专题展览，如大西洋航线，英国的情报战，北极护航等。地下室是历次战争的专题展览，展品中不少不无历史价值。

蒙哥马利在北非战场中乘坐的M3A3轻型坦克：

左：英国发明的世界上第一代坦克。右：这门一战中的山炮在某次战斗中见证了3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其中2人阵亡。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英国的最高荣誉，类似美国的国会勋章或者中国的特等战斗英雄，这类勋章的共同点是有一半以上是追授。

左：德国的V1飞弹。右：德国二战末期发明的世界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这些影响至今的尖端武器已经无法改变战争进程。

左：“阿拉伯的劳伦斯”车祸身亡时驾驶的摩托车。右：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叛逃英国时驾驶的飞机残骸。正是赫斯在与希特勒同牢时记录下了《我的奋斗》，而他在德国形势一片大好时突然跑去英国寻求什么和平方案让众多人以为他有精神幻想病。赫斯被抓获后曾经被短暂地关押在伦敦塔，成为这个曾经的王家监狱关押的最后一位名人。

左：如雷贯耳的“埃尼格玛”密码机，德国潜艇狼群战必备。右：著名的德国88毫米反坦克炮。

“慕尼黑阴谋”中英德协定的原件。注意结尾处希特勒和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签名。右图是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后在机场向人群挥舞着那份文件，高喊“我带来了和平！”

讽刺的是半年后就爆发了二战，张伯伦也在翌年黯然下台。世人对张伯伦的印象永远定格在了他在机场那个瞬间，似乎他就是一个幼稚短视的庸才。这是对他的不公平。张伯伦在战争爆发前数月就向德国严正宣告波兰不得侵犯，在希特勒又一次铤而走险之后，这位老牌绅士从此就坚定地站在了战争这一边。辞职让位给邱吉尔后,张伯伦仍然任多数党领袖并尽力给予后者帮助——尽管他并不主张邱吉尔接位。在1940年伦敦被轰炸的时刻，张伯伦在地下室内做完手术后仍然在病床上工作，直到不久后去世。邱吉尔评价说：希特勒误读了张伯伦，把这位老牌英国绅士对和平的追求理解成软弱可欺，但他不理解张伯伦骨子里英国民族的倔犟——他曾经真心相信和平，可是当和平破灭后他会毫不退缩地直面战争。

元首大本营第1号令原件，宣布1939年9月1日开始进攻波兰的“黄色方案”，由此二战爆发。

       德国议会大厦顶上象征第三帝国的鹰。那张著名的二战照片“苏军攻克柏林”中，红军战士就是把苏联红旗插到了这支鹰上。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教科书中凡涉及二战部分都会附上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已经成为纳粹德国灭亡的标志。这只鹰身上可以看见两处弹孔，由此想象柏林战役的惨烈。

       博物馆的讲解牌上写着这只鹰是作为一件礼物送给英国的，但是没有说明赠送人和赠送时间。我猜想很可能是英美联军刚和苏军会师，彼此交换个人礼物时，某个苏联低级军官在不知道这只鹰的历史价值的情况下，稀里糊涂送给英国人的。事后随着那张照片越来越出名，那个苏联当事人更加不敢声张了——要是斯大林知道了这么件文物被送给英国人了，那个苏联人不知会倒怎样的大霉。斯大林恨英国人丝毫不亚于恨德国人，英国自十月革命起也是反苏俄最卖力的帝国主义。

       勃列日涅夫的元帅服，是他的子女冷战后卖给英国博物馆的。勃列日涅夫以爱给自己颁发勋章而著称，关于这方面的政治笑话不少。

又是八月底，不禁想起十年前那个夏日雨后闷热潮湿的八月，比我此刻回忆的日子再早一个礼拜。那时的我满怀着新鲜与期待，穿过长长的林荫道，走进那陌生的校园，饶有兴趣地看着身边少年少女们往来穿梭着，欢笑嬉闹着，大声招呼着，心想自己会尽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耳目一新的摸底考试，军训后第一次召集伙伴们打篮球，当然更有那第一眼的惊艳与悸动，就此迎来此生最快乐青葱的一段岁月。

转眼，已经十年。我一个人坐在大洋彼岸冰冷孤寂的办公室里，回想着那时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和十年前一样，我依然面对一个陌生有待我发掘探索的世界，但我却没有了向往和期待，只是冷笑着玩世不恭地试图蹂躏它……

       英国此行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温斯顿邱吉尔，英语世界中我最为推崇的人物。邱吉尔被誉为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为雄辩的政治家，他借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二战回忆录被我翻来覆去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读都能有不同的体验与收获。除了第一手的二战历史，回忆录详细展示了一国首脑是如何工作，如何听取汇报，获取信息，与各方人士交流，写备忘录，写公众广播稿，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信息交流与语言表达，在这一方面邱吉尔无疑是最好的效仿榜样。另一方面，邱吉尔的文字让我这样的非英语母语者都能感受英文的雄辩激昂——英国人的自负倔强，领袖间的谦恭有礼，对苏联的辛辣嘲讽，鼓动大众时的冠冕堂皇。我的英文写作遣词造句也一直有意无意的追随着邱吉尔的风格。不过相对于他的二战回忆录，邱吉尔的一战回忆录要晦涩难读的多，读起来不觉得是现代英语的表达方式。

      唐宁街首相官邸紧挨着外交部和国防部，国防部的背面靠近詹姆斯公园一侧的路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门，是英国二战时战时内阁所在地，现在改成了战时内阁和邱吉尔博物馆。邱吉尔的回忆录中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他在这里五年的工作和战斗，如今我身临这个早已耳熟目详的地点，宛如久违重逢，全无初见的生涩。

      战时内阁就是国防部底下的地下室，顶上经过改造加固了钢铁支架，这样即使头顶上的地表建筑全部被摧毁之后地下室也不会塌陷。这样的工事还是不足以防御一颗正中的穿甲弹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德国人在二战中始终没有发现战时内阁的所在。考虑到这个地下室仅仅离唐宁街不到30米远，我颇有点不可思议。

      台阶旁不起眼的小门就是英国战时内阁入口：

      博物馆完全保存了战时内阁的原貌，可以说布置非常简陋，内阁会议室和帝国总参谋部会议室里只有一圈桌椅，唯一醒目的是覆盖整面墙的巨大地图，上面标明了最新的军事进展并贴着各种小签条。桌上摆着一长排的电话，肆无忌惮错综着的电话线提醒着游客们这里就是曾经帝国的大脑中枢，一个个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决定历史进程的决策就是在这里做出，并通过四通八达的通信网得以执行。

      邱吉尔每天的工作时间高达16-18小时，大多数时间就呆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阅读战报，召开会议，撰写演讲稿——这个家伙居然亲自撰写自己的大多数讲稿，而非让自己的文胆们去操刀。此外，首相的生活区就是一个不到20平米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张沙发，外加一个吃饭间。而帝国参谋长的待遇只是一个带床和桌子的单人间。其他人无论地位都只能共用房间了。我不禁想起五年前拜访希特勒的元首大本营“狼穴”和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景，那是一个密林中钢筋混凝土堆砌成的地堡，同样是暗无天日，同样内部布置简陋，仅有庞大的地图，发达的通讯系统，以及基本但却稳定的生活供应系统。世界大战时双方各自的核心机构，竟是如此的相似——一再教诲着我自己，伟大的事业总是贫乏的物质工作条件下成就的。

帝国总参谋部，左边会议室中做出的所有决策经由右边的作战室发布到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每一处角落。

内阁中的BBC播音室，帝国核心的声音在这里向盟友也向敌人被庄严宣告。邱吉尔当年年就是像照片中的人物一样，呆着耳机，窝在仅容一人的狭小播音室内，对全世界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鲜血，汗水与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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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邱吉尔在战争后期，由于长期高强度工作和精神压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强迫症和精神失控。时势造英雄，事后看来，即使是伟人的命运，在历史面前也是非常脆弱。作为死硬的帝国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鹰派，鼓吹恢复军备和对纳粹强硬的邱吉尔在绥靖政策主导的30年代一直在政治上不得志；个人经济也一塌糊涂，一度需要被逼着写稿来维持家庭开支；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关系恶劣；如果二战没有爆发，脾气暴躁一意孤行的邱吉尔就是一个潦倒的过气政客，生活上的失败者，公众的笑料，而正是战争尤其是法国沦陷后的危机，使得邱吉尔倔强坚韧的个性反而造就他为英国史上最伟大的领袖。

       而战争刚刚结束一个月，邱吉尔就被选民们赶下了台。可能是因为成熟老道的英国人明白能赢得战争的领袖往往强硬不善妥协，并非是和平时期的最好人选。邱吉尔自己就宣称“Those who can win a war well can rarely make a good peace and those who could make a good peac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邱吉尔似乎就是为了危机而生的，临危受命，胜利后又立即被卸磨杀驴，邱吉尔自己也只好以“对领袖的忘恩负义是一切伟大民族必需的特征”这样一句酸溜溜但未尝不是意义深刻的警句来安慰自己——不久后与他一直很不对付的戴高乐被法国人遗弃时也同样想起了老对头的这句话。

邱吉尔死后还是倍极哀荣，成为有史以来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在圣保罗大教堂受到国葬待遇的人物，前两位是纳尔逊和威灵顿。中国古代至高的荣誉“生追太傅，死谥文正”，这两个待遇老邱都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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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吉尔算是出身名门，家族祖上是马尔巴勒公爵约翰·邱吉尔，路易十四后期的欧洲名将。他在马尔巴勒战役中大败法军，由此终结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态势，他本人也因此军功获封公爵。温斯顿邱吉尔是家族的第十代，但并未继承爵位，因为他的父亲非家族长子，爵位由其伯父继承。邱吉尔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英国下院多数党领袖。邱吉尔回忆他在二战时第一次会见罗斯福时，罗斯福向他讲述大半个世纪前他的父亲造访美国时，应邀与罗斯福的父亲一起在庄园里喝下午茶的往事。从这件小小往事可以看出英美上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尔巴勒公爵的庄园布伦海姆宫坐落在牛津西北郊，温斯顿邱吉尔当年就是出生于此。从牛津坐公共汽车不到半小时就可以到达。这座庄园现在还被当代的公爵使用，是世界上最大的，仍然有人类正常居住的贵族庄园之一。不过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公爵都将庄园开放参观。庄园之广袤可以用一望无际来形容。早知道英国庄园有名，亲身所至我这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大地主，站在庄园门口都望不见里面的宫殿。相比之下徒拥一座豪宅就是小儿科了。可惜我去的那一天下着大雨，远处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宫殿也显得昏暗抑郁。

        布伦海姆宫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向游客开放，少数几天供公爵家族活动使用。这里详细展示着马尔巴勒家族的历史，庄园的变迁，并保存有另一个邱吉尔博物馆。马尔巴勒家族是一个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活生生例子——祖辈是提着脑袋干革命争功名的英雄好汉，子孙是吃喝嫖赌遛鸟斗犬的纨绔子弟，也是英国从崛起到鼎盛再到衰落的一个缩影。第一代马尔巴勒公爵约翰邱吉尔是一个典型的荷尔蒙旺盛的冒险家：出身破落贵族，年轻时混在国王身边当侍卫，以风度翩翩和追逐女人而著称。初期的某个贵妇情人在分手时还留给他一笔不菲的钱，使他得以在宫廷中厮混。然后这家伙居然给国王詹姆士二世戴绿帽子，有一次和国王情人偷情时不巧被国王堵在门口，邱吉尔不得不赤身裸体躲在衣柜里，不过詹姆士二世知道了这件劈腿事件后也不以为意，甚至还说“朕早预料到这小子很有种”这样的赞赏话（唉，英国皇家都是什么风气，换成给康熙爷戴顶绿帽子看）。后来安妮女王即位，这厮又勾引上女王的闺密侍女，靠着夫人路线，始终是女王面前的红人，终于获得机会外放领兵，为国建功立业，自己扬名立万。约翰邱吉尔的故事生动地告诫我们英雄都是“天才+冒险家+种马”，属于生物进化论中的优秀品种。

       马尔巴勒家族之后的历史生动展现着贵族和败家子是怎样炼成的。第二代平庸，第三四代起就是那种养尊处优，热衷于文化艺术，但不会赚钱只能败家的八旗子弟了。渐渐地庄园开销开始吃紧，不得不变卖老邱吉尔当年四处搜刮来的家产。等到第九代公爵（温斯顿邱吉尔的伯父）继承爵位时庄园已经接近破产，为了维持家族，公爵想到了最稳妥的方法——找个有钱人家联姻。于是公爵的目光越过了大西洋，娶了当时美国首富前几名的范德比尔特的女儿。两人在订婚前从未谋面，而订婚的过程毋宁说是一场严肃的商业谈判，婚约严格确定了每年范德比尔特需要向庄园投入的金额，相应范德比尔特小姐获得公爵夫人的称号。暴发户获得了尊贵的地位，没落贵族获得了经济来源，双方各取所需。公爵与夫人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她自己另有所爱，而这场婚姻纯粹是经济利益考量，之后两人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情人。即使如此落魄，公爵还表示自己“despise anything that is not british”，短短一句话，中间有多少自大，傲慢，和固步自封。

布伦海姆宫正面(左)，从宫殿正前方望出去的庄园（右）

庄园的一侧偏门：

      七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英国，真是美国西部乡下人进了城。伦敦的物价基本是盐湖城的2-3倍。在此衷心感谢多年未见的楼嘉同学提供了食宿，同时使我得窥金融城人士的生活，赫赫。

      在英国的十天仅在伦敦及其周边度过。我把这次旅行定为追寻大英帝国的政治和历史。说实话单就景观和建筑来说,贫乏抑郁的英国，远远不如欧洲大陆。英国的特色在于每一处不起眼的景点背后，都曾经有着一段辉煌的帝国历史和一群超级牛人们。这两年来我旅行的目的，是追寻一种能鼓舞人生的振奋力量的源泉，而源泉不外乎两种：壮阔的自然景观，以及伟大的帝国文明。前者代表着自然界的物竞天择，而后者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中弱肉强食的斗争，与我看来就是同一种天道在两种世界中的分别体现。此次英伦之行所追求的是后者，因此我的行程并不广泛，但是在每一处景点都深入追寻了其背后的历史。

      这次游记尝试不写成编年体的流水帐，而是按照一个个主题贴一些旅行中所见所感的highlights。

       模仿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帝国的兴盛都是相似的，帝国的覆灭各有各的不幸。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没有侥幸，而是上至王公贵族，中至新兴资产阶级，下到底层亡命之徒的全体国民一代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一刀一枪打下的江山。我深深为那个时代整个民族奋勇向前的尚武精神所震撼。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看看伦敦街头遍布的塑像和纪念碑，成列在这个国家的中心，供子孙后代纪念的，大多是开疆拓土军功赫赫的英雄豪杰,没有文人墨客，学者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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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举国传颂的国家英雄不外乎三个人，纳尔逊，威灵顿和邱吉尔。三个人死后都在圣保罗大教堂受到了最高规格的国葬——这是国王也没有的待遇。纳尔逊摧毁了拿破仑的法西联合舰队，威灵顿在滑铁卢彻底终结了拿破仑的霸业，而邱吉尔带领英国人战胜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虽然三个人都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取得了举国景仰的威望和荣誉，并在身后被代代称颂，但纳尔逊无疑超越其他两者，是英国人心目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

        我到了英国才真正体会到英国人推崇纳尔逊的程度。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意义，远远超过将英国从拿破仑入侵的威胁拯救出来。在它之前，是英法之间近一百年的争霸，争夺欧洲大陆的主导权，争夺全世界的殖民地。英国人虽然陆续夺下了法国大多数海外殖民据点，却失去了欧洲大陆。英国有工业革命，法国也有资产阶级革命，两个大国都是处于蓬勃崛起的上升阶段，最终不可避免会有一个决定性时刻来决定究竟哪一方能成为世界霸主，这个决定性时刻就是特拉法尔加。英法间百年冲突，在特拉法尔加达到了最高潮，而结果是英国海军从此独步世界，从而全面压倒法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特拉法尔加之后，英国对法国就是处于不败之地——无论拿破仑取得多少次奥斯特利茨大捷或是耶拿大捷。从这个意义上说，纳尔逊为英国奠定的是未来日不落帝国的百年国运。纳尔逊一生海战无数，无一失败，这已是一个传奇；而他在战争获胜前最后时刻的捐躯，无疑使他成为史诗一般的伟大。

       相对而言，威灵顿在滑铁卢终结拿破仑，只是历史大势所趋的体现。邱吉尔虽然以其坚定与顽强带领英国人抵抗纳粹德国，但是二战对于英国而言，是一个已经日薄西山的老迈帝国为了生存的最后挣扎，战后帝国便迅速解体。因此，真正代表英国走向全盛的人物，只有纳尔逊，大英帝国不会重现，注定了再无后人能够超越他。

      伦敦最大的广场被命名为特拉法尔加广场，在它标志性的纪念柱上，纳尔逊俯视着帝国芸芸众生。纪念柱四面的四座浮雕描写着纳尔逊一生最出彩的四个时刻：
      (1)圣文森特海战，击败西班牙舰队，暂露头角。
      (2)尼罗河口之战，消灭法国地中海舰队，逼着拿破仑孤身潜逃回法国，而英国从此得以彻除法国在中东的影响，独霸中东，尤其是几十年后的苏伊士运河。
      (3)哥本哈根海战，被认为纳尔逊一生最艰苦的海战，他独创的著名一字战法日益成熟。
      (4)特拉法尔加，最辉煌的时刻。旗舰“胜利号”在战斗前的旗语“英国期待人人恪尽其责”（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 man will do his duty）成为海战史上最振奋人心的讯号。纳尔逊最后的讯号，“再近一点接敌”(Engage the enemy more closely)，持续飘扬直到战斗结束。纳尔逊的旗舰是率先杀入敌阵的，并且根据战术，在英国人展开突击阵型的头十分钟，旗舰要孤身承受法国舰队大多数舰队的炮火。由此可以想象舰队司令是多么地奋勇向前！

      从19世纪直到一战，大英帝国的海军舰长们，见到了敌舰，不论敌我实力相差有多悬殊，首先做的都是“Engage the enemy”，从来没有不接敌作战而先退却的。这份近乎鲁莽的自信和勇猛，正是是纳尔逊等海军先辈们留给这个帝国最好的精神遗产。顺便一提，鸦片战争中打得我大清朝满地找牙的，居然只是英国海军中第三等的舰队。英国佬的牛气，是靠强大实力堆出来的。

特拉法加广场的纳尔逊纪念住，英雄俯视着他为之战斗的芸芸众生： 

左：纪念柱的一侧浮雕：特拉法尔加海战，英雄之死。右：特拉法尔加广场，纪念柱后面的建筑是国家美术馆。当年特拉法尔加广场周边的大楼都是大英帝国各殖民地代表的官邸，近处的建筑就是其中的一座，可以看见上面挂着代表殖民地的国旗。

英国海军部，它背后的一侧面对着特拉法尔加广场，眼前这一接面对着白金汉宫。中间的拱门供王室在重大场合专用，平时不开。

在纳尔逊纪念柱的正前方，查理一世策马而立。这位武力解散议会，挑起英国内战，最后被议会砍掉脑袋的国王，凝视着他的死对头——议会街另一头威斯敏斯特宫的大本钟，英国议会所在地。巍峨的纳尔逊纪念柱和渺小的查理一世塑像，反映着二人不同的历史地位。

有意思的是查理一世的雕像是伦敦正式的市中心地标，所有距离都以到它的距离为准。不太明白英国人为何以这么一位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作为市中心的地标，或许这也反映了英国人的妥协和宽容。查理一世的死刑标志着君权神授的观念在英国的终结，尽管英国其后又经历了个人独裁和封建复辟，直到要在他死后三十多年后才最终树立起君主立宪制度，大英帝国强盛的国本。

查理一世和议会街。红色双层巴士是伦敦的标志之一。可以看见伦敦街头交通有多拥挤。议会街两边都是帝国中枢所在地。从这里向大本钟方向步行不到五分钟，就是唐宁街10号英国内阁，内阁旁边是国防部和外交部。它们斜对面，则是苏格兰场的旧址，喜欢间谍和犯罪小说的人们对这个英国警察总部不会陌生。

圣保罗大教堂地下室的纳尔逊灵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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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东部的小镇格林威治，这个以天文台和本初子午线闻名的地方，也是大英帝国的龙兴之地——皇家海军学院曾经的所在地。海军学院现在早已搬迁，现在此处是三一音乐学院。从戎马倥偬到歌舞升平，冥冥中记录着帝国背影后的世事变迁。学院隔壁的国家海事博物馆，保存着纳尔逊阵亡时刻身穿的海军上将军服和遗物。

        仍然可以看见军服上，尤其是白色裤子和袜筒上的大片血渍。不过据说很大一片血不是将军自己流的，而是他倒在甲板上时沾上的——甲板上早已血流成河，由此可见当时战斗的惨烈。

       军服左胸处清晰可见的致命弹孔，讲述着英雄那著名的最后时刻：在“胜利号”穿插敌舰，双方正准备进行海战中最古老也是最残酷的接舷战时，法国的狙击手命中纳尔逊，子弹从他身体左侧射入，击碎了脾脏，打断了脊椎骨。纳尔逊被抬入船舱后又忍受了两个多小时的巨大痛苦才死去，其时他命令“再近一点接敌”的旗语继续飘扬。在他闭上眼睛之前，外面炮声已经渐渐平息，他也终于获悉本方已经锁定胜利。巴顿说过，最伟大的将军，应该在决战的最后胜利到来之前，死于最后一颗子弹之下。纳尔逊无疑拥有这最伟大之归宿。

格林威治，泰晤士河边的皇家海军学院。远处山顶的房子就是格林威治天文台。拍照时正好是黄昏，我突然念起李白那千古登临之口:“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左：纳尔逊的上将服，注意左肩下的弹孔。 右：袜筒，头发和时钟。注意斑驳的血渍。

       许多人对纳尔逊的印象可能来自费雯丽和奥利弗主演的电影《汉密尔顿夫人》。那部电影是两人婚后第一次对手男女主角，戏里戏外的感情，自然把英雄美人之间的情意绵绵演绎地入木三分。纳尔逊死后，他的军服和遗物都被退还给他的情人汉密尔顿夫人。四十年多年后，维多利亚女皇的丈夫阿尔伯特，花了一笔不菲的钱从哈密尔顿夫人手中将这批遗物买了过来，然后赠送给了博物馆，以供公众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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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后来封了公爵，又做了英国首相，死后也在圣保罗大教堂倍极哀荣了一把。他和纳尔逊的灵柩，组成了大教堂的中轴线。环绕威灵顿灵柩的，是十位英国在二战中获封的陆军元帅，其中著名的是蒙哥马利。作为公爵，威灵顿的故宅和白金汉宫只有一街之隔，算是皇家的近邻。那条街上有一个威灵顿凯旋门，顶上的威灵顿被塑造成战神马尔斯的形象，驾着驷马战车。而实际上，以镇定冷静而被誉为“Iron Duke”的威灵顿并不热衷战争，他的名言是“唯一比战胜更为痛苦的事情是战败”( Nothing except a battle lost can be half so melancholy as a battle won)。

左：圣保罗大教堂。右：威灵顿故居，在19世纪的伦敦这算是豪宅.

 

威灵顿拱门，注意它的地址是伦敦1号。 拱门周边有许多类似革命烈士纪念墙一样的东西。其中一个是右下图的皇家炮兵纪念碑,上面刻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皇家炮兵征战过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俄罗斯、达达尼尔、马其顿、巴勒斯坦等，读着像世界地图，真不愧是日不落帝国。

 

征战过的国家，最响亮的军功：

       威灵顿是英军中唯一在陆上打败过拿破仑的将领(还有一个不出名的将军在叙利亚赢过拿破仑，但那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战役，不能算)，这也反映了拿破仑的陆战有多么的牛。不过这也成为了英国人津津乐道的资本。早年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欧洲之星列车终点站就是伦敦的滑铁卢车站，难道英国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刺激着每一个坐火车来英国的法国人？

离开英国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得知了外公突然脑溢血。等我第二天一早临上飞机前给家里打电话，外公已经处于最后的弥留之中了。母亲把手机放在外公的耳边，让我能对他最后讲几句话。我无语凝噎，只是知道从此再也见不到外公的音容笑貌，再也听不见他的欢声笑语，再也不能请他吃饭，让他热闹了。今年元旦回国在浙江省中医院陪着外公，没想到竟成永诀。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到了二三十岁这个年纪，我们要开始面对并接受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亲人陆续离开世界这个自然规律。我自小和家中的老人的关系就非常亲近平等，随着自己日益成熟和社会阅历的加深，和他们的感情纽带也愈加强烈。而因为身在国外的缘故，和他们聚少离多，我更加珍惜能够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更因为亲戚中多有英年早逝，我每一次回国，都有一位关系密切的近亲已经永远离我而去。次数多了，我倍感生活的凋零，同时被一种近乎强迫的想法所萦绕，关于我的老人们。我的老人们全都已经八九十岁，我知道能和他们相聚的日子越来越少，如果要残酷地计算清楚，只能以天甚至小时来计算。每次回国，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陪伴他们，或者长谈(所幸我的老人们从来都没有落后过这个时代)，或者就是陪着他们消磨一下时光。

我对死亡的淡漠和冷静的态度可能超越了自己的实际年龄。从小学到高中，我身边都有同学离我而去，结果是我从十来岁起就对殡仪馆和写悼词不陌生。虽然面对身边人的去世很痛苦，但是我无法使悲伤的情感在殡仪馆中不受拘束地宣泄出来。对外公，也是一样。外公活了八十六岁，数次大难不死，在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健康而快乐的，从这一点上我为他高兴。在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因为衰老，双腿无法行走，并且逐渐大小便不能自理，更重要的是双目失明，这对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作通信的外公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他的离去，迅速而安详：当星期一下午做完操回到椅子上，在片刻之间保姆就发现他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没有被痛苦折磨，他安详的离开或许是对之前低下的生活质量的一种解脱，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很欣慰。

但是，死者的痛苦是留给那些尚存的生者的，我永远失去了自记事起就一直陪伴在我生命中的外公，而我外婆失去了相濡以沫六十年，正要在这个月底纪念钻石婚的丈夫。

这也是我上次回国时特意买了一个DV的原因。除了照片之外，我还可以留下老人们鲜活的音容笑貌，记录下他们一个个开心的时刻，记录下他们讲述自己漫长人生的历程和感悟。没想到，我给外公录下的视频竟成了最后的绝响。我很庆幸当时那个选择做的很及时，同时又后悔没有更早一点开始这个计划。

我相信我们的长辈们，都有我们所不知的人生故事，许多经历对我们来说更是传奇和沧桑。而这些故事，除非你认真提出让他们讲述，他们往往是不会主动开启话题的； 那些经历和人生，也就永远尘封在他们头脑中并随着他们而逝去，这是非常可惜的遗失，尤其是现代科技已经使得保留他们变得相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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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科知识分子：勤于治学，为人耿直却又天真浪漫没有心机；不追求功名财富，但喜热闹，走亲访友以及联络同学；虽然他的收入在他那个时代不算低，但是不太有钱的观念，对众多亲戚子女有求必应。 有一个故事很生动地对比了我外公和爷爷的观念和人生背景：我初中时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外公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是：王大方你会有奖学金了，要在杭州好好找一个酒店请全家人吃饭；而我爷爷的第一反应是：王大方你要准备好在领奖时的发言稿。这两种人生态度对我都有影响。

外公出生于浙江一个已经没落的地主大户，祖上曾经发达的程度让我想到《红楼梦》——外公回忆说小时候家里全部窗户的窗纸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西厢记》，这或许是这个大地主家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最后写照。当然这种家族不缺的就是败家子，外公的父亲就是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并且有着典型纨绔子弟的做派：赌博风度极佳，哪怕变卖家产，也从不拖欠赌资。外公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太外婆，是家中的小老婆，却是一位在杭州十四中（那时是一所女中）接受过新式教育，见过世面的女性，预见到大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落，于是她毅然将尚年幼（也因此还没有学坏）的外公带到了杭州，在杭四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外公之后先后考入了上海交大土木系和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成为了新社会的栋梁之材。而他老家的众多亲戚，却大多没有走出农村，日后随着一波一波的政治冲击而日益衰落。外公成长的经历活生生就像鲁迅笔下的《故乡》——两者还都是基于浙江农村的—— 一个告别旧社会，迎接新社会的故事。

这里顺便说说我的太外婆，后来她改嫁给自己的一个同学——也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太公（我血缘上的太公很早就去世了）。这位太公是一位中国传统的文人雅士，他是杭高黄金时代的学生——他的老师是李叔同，同学好友不乏潘天寿丰子恺等书画大家，当然太公自己也是一位金石书画高手，乐此不彼于和书画圈的朋友们互相作画题跋的风雅之事。

外公一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钢铁事业，他的职业生涯就是新中国头三十年发展基础工业的缩影。从鞍钢到武钢，从攀钢到重钢，大江南北都见证了外公的奋斗岁月。最典型的例子是攀枝花，当外公进驻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山野岭，而他离开时身后留下的却是一个暂新的重工业基地。国家哪里有需要，就奔赴哪里，这也是那个年代工程技术人员的宿命。外公是设计钢铁厂的总工，林立的高塔是他的子女，庞大的矿石传输线是他的脉搏，熔炉里包含着他的热忱，巨大的烟囱散发着他的叹息。我很少听外公谈及他的工作，直到他退休快二十年之后才获悉当年他研究所的年轻人现在都成了国内一线钢铁厂的总工。自从我 大学学了工程，和外公的专业交流才多了起来。尤其是当我大一时为了最基本的零件制图而抓狂时，才了解到外公当年工作时面对的是整个房间大小的平面设计图。

外公除了本职工作外，勤于著述。外公的书桌上总是堆着好几叠纸，一叠是报纸，一叠是他正在写的文稿，一叠是他的书信。后来随着他日益衰老，他无力再写文献，但是报纸和书信却仍然坚持下来，直到他无力自理生活。我小学时曾见他书桌上堆着厚厚的手稿，是关于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那时还没有WTO。当读了博士自己也开始写论文时，我发现老一辈知识分子还是相当可敬的，因为他们的治学条件比我们这辈人差了太多。我们今天在笔记本电脑上码字，随时可以增删修改，也随时可以从因特网上获得准确的资料，海量的数据都能储存在数字媒介中让我们方便地调阅。而像外公这一辈人，研究学问意味着奔走收集厚厚的资料，书面记录大量的笔记，誊写草稿，而一次简单的增删修改往往意味着重新誊写好几页草稿。如今我连整齐地写几行文字都无法做到，而外公撰写的每一页手稿，都是整整齐齐如同印刷一般的小纂。字如其人，老一辈人的那份沉静，淡定，耐性和勤恳，我们是很难企及的。

作为国民党时代的大学生，外公还保留着一份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气质。我刚读大学时还是很惊讶于浙大从第一学期就推行全英文的教材，并以此在外公面前炫耀。外公不以为然地说他读大学时一直就是这么学的。从小我对外公书架上记忆最深的书，是一套英文版的狄更斯小说，以及华兹华斯和拜伦的抒情诗。有几本抒情诗集还是外公的同学翻译，相赠于外公留念的。我第一次出国时唯一携带的书，就是从外公那里硬抢来的一套五十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虽然已经几十年了，那本书仍然完好如新，没有卷边翻页，外公亲手包的牛皮纸树皮仍然整齐而和贴。我每次翻看，都可以感受到它的主人当年怡然自得的内心。

外公写得一手精美的小楷，他握钢笔的方式是传统的握毛笔方式。外公写英文也是用这般小楷书法。外婆至今仍然保存着当年外公写给她的英文情诗，长达数页，精美整洁的字体写在白纸上，虽然白纸没有横竖格，英文字母却是排列地整整齐齐，字母大小如一，犹如印刷出来的一般。

外公的同学当年也有不少人出国，随着改朝换代也有不少人去了台湾，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各自领域里的专家，在欧美大学里做教授的人也不少。改革开放以后，外公和他们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外公和同学故友们保持联系的方式是非常传统的——通信。我记忆中外公经常会收到书信，他每天都有相当时间花在给朋友们写信上，他退休工资中相当一部分，都花在了那些国际信件的邮票上。

早些年，外公那些海内外的同学每隔一两年就会有一次同学聚会，大家轮流做东。我也曾经得以了解过他若干同学的人生。他们这批国民党时代的理工科大学生，生活的大部分年代正处于中国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人生无不有诸多坎坷，或是家道中落，或是逃难日本侵略，或是去国怀乡，或是受政治冲击。他们不曾有过许多财富，也不曾享受过如我们这辈人正在享受的衣食无忧随心所欲的幸福生活。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辛勤工作——未必是他们热衷于的工作，而是国家或者现实需要他们去做的工作——同时肩负着整个大家庭乃至亲戚们的生活重担。但即使如此，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有着一种令我惊讶的淡定和坦然，从不曾抱怨过人生和命运的不公，似乎人生里所应当就是去担负一个又一个职责。在艰辛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在贫乏的物质条件之下，他们都能找到精神的寄托，在其中自得其乐，或者通过文学，通过艺术，通过学术研究。他们这种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子女，其中多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外公的同学中有一位是杭高和浙大的前辈，解放后移居香港和加拿大经商，颇有小成。晚年颇重视教育，办了若干教育基金会，我自小学起就受益与其良多，后来在杭高和大学又发现他设立的另外几个基金会，那感觉如同故人重逢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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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这一生有数次奇迹般的大难不死经历。最传奇的一次当属解放前坐飞机失事，从天上掉了下来，机上人员死伤大半，而外公却无大恙。我去年回国时特意向他求证了此事的详情。国民党在东北撤退之前专门从沈阳空载回工程技术人员，使用的是军事运输机，机舱里是简陋的长板凳。外公因为登机最晚，所以坐在机尾——这无意中救了他的命。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头朝下坠毁，并很快起火。机舱里的人也像肉饼一样挤在了一起，而外公处在这上面，这恐怕是他能够活下来的最大因素。从天上掉下来又幸存的人肯定是稀有，于是我特别询问他坠机时有何体验和感受。外公回忆说他当时一瞬间就失去了知觉，之后又昏迷了三天。附近赶来援救的农民把他从人堆里拽了出来，而他的同事，当时埋地比较下面，就没来得及被挖出来而被烧死了。那个年代别说是赔偿，外公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不到，就再次被征召入关了——这次使用的是汽车。我对这个故事的领悟是生命的脆弱，而更冷酷的现实是，在那个年代里，个人的生死对于社会和政权来说根本是不值一虑的小事——既然空运失败了而你还没死，那就继续用陆运把你接回去，然后你该干嘛干嘛，那次死里逃生就如同没发生过。

外公第二次死里逃生是在陇海铁路机车所工作时。当时国民党在中原已经节节败退，为了抢运人员物资抢建了许多铁路桥。由于贪污腐化严重，有些铁路桥是用木头垒起来的，连混凝土都没用。外公所在的列车刚通过一座木桥，桥便塌了，而后面的列车就翻到了河里。

第三次死里逃生是在七十多岁时。外公刚退休时耐不住寂寞，每周还花两三天去单位里转转，读读报纸，处理一下个人事务。某一天在单位里时他突感不适，虽然他一再表示没事，但同事们还是看他很不对劲，硬是将他送到了医院。送到医院后他才支撑不住，而医生居然难以探测到他的心跳！事后发现这是一次严重的心肌梗塞，外公也经过两天抢救才脱离了鬼门关。所幸的是心脏病的全面爆发发生在他到达医院之后，要是那天他呆在家里，可能外婆不会及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要是他当时在上班的路上发作，或者他的同事们没有那么警觉，那结局都会完全不同。

外公住的浙江医院离浙大附中不远，我放了学赶过去看他。他当时心跳已经每分钟一百八，医生们忙着抢救，子女们都围在一旁，不知吉凶如何。老人虽然虚弱但是神态还清醒，看到我去了，还轻声笑着说：“王大方，你外公要去见阎王爷了。”我总是会像照相机一样，将周围的人在生活中某些瞬间的形象，鲜明生动地保留在脑海里。而外公病床上这一幕正是我记忆犹新的一个瞬间。从中我看不出任何面对死亡时的悲哀和恐惧，而是他天性流露的童趣和玩笑。在我记忆中的二十多年，外公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失天真的老顽童，爱开玩笑常做惊人之语，喜怒皆露于色，经常做自以为聪明的蠢事。

在我成长的二十年，我亲眼见证了外公逐步衰老的全过程。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刚退休的外公每天还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我还能坐在他后座上玩耍。快七十岁时，他终于无力再骑车，改为坐公交车，去单位的时间也缩短为每周一次，之后变成每月一次，再往后只能每天下楼打打太极拳。突发心脏病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了，大多数时候只能端坐在家里，虽然他总是一心向往游山玩水的。再后来，他的双腿变得不灵便，起身站立也变得困难。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视力不可逆转地衰退，直至失明。然后小便失禁，无法自理生活，最后，脑溢血……. 虽然这是日积月累的渐变，但是此刻二十年的历程在我脑海中变得异常清晰。我始终认为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是衰老的自然规律，这个过程不可逆转，而任何人都必将亲身经历，而这个痛苦的过程只有你一个人去独自忍受。大半年以前，我曾经问过外公衰老的体验是什么，这种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人生财富。外公也能够坦然面对这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我知道他在最后两年精神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尤其是双目失明，对阅读一生的外公来说不吝是很大的打击，他也因此一直嚷着要安乐死。作为一个旁观者目睹这个过程，于我也是非常痛苦的事：外公就是一个老顽童，喜欢热闹，喜欢享受生活，但是衰老无情地迫使他在轮椅上目睹子孙离他远去，独自品尝落寞。

行文自此，散漫无章，却无法继续下去，只能就此停笔，谨以此悼念我的外公。

      《潜伏》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共产党的颠覆手段。颠覆比刺探情报更可怕，诸如暗中破坏，激化社会矛盾，煽动仇恨，颠覆不仅仅针对政府，也针对社会结构。任何传统社会都是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组织单元，以亲情人伦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家庭也是最为私密的地方。但共产主义毫无疑问是意图凌驾于这些社会伦理之上，并且对这些伦理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传统观念是其无形的竞争者。任何事情如果是为了崇高信仰，为了全人类解放，无论其如何丑恶，虔诚的信徒都会做得心安理得。因此个人必须将自己无保留交给组织，家庭也必须依附于组织——所以左蓝可以以婚姻来要挟余则成阪依红教，余则成也必须随时按工作的需要组建或者拆散家庭——Big Brother对于全社会成员的控制是无孔不入的。

      这样一个立志于横扫一切旧秩序，凌驾于一切传统社会伦理之上的革命组织，也难怪全世界任何“反动”政府都会视其为洪水猛兽了。想想二战前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们，拿着苏联的经费，组织上受共产国际领导，视苏联为自己的祖国——因为共产主义无国界，任何党员自然需要把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作自己的祖国——，在自己国内号召罢工破坏生产，煽动劳资对立关系，一切以苏联利益为出发点，任何政府都无法容忍如此的颠覆。

     《潜伏》把军统描写得如同一群乌合之众，人人都为自己的私利在勾心斗角，由此成功把谍战剧的剧本转换成了办公室政治的剧本，编剧也得以在其中编织一个又一个故事。这种取巧的做法抛弃了间谍题材中最精髓的一个事实：一个有效的间谍组织，其真正的核心部分都有其独到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依赖于个人私利，而是基于彼此认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使命感，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的自豪感。几个同样具备高度凝聚力和忠诚度的集团之间的斗争，才真正表现了智慧的力量——谍战小说最令人心醉的魅力所在。

      《潜伏》的故事背景，一个小小的军统站，只是间谍组织的边缘一角而已。除了天津站长，其他人物都排不上军统核心圈子的级别。而余则成在中共方面只是一个被策反的卧底而已，这个角色纵然很重要，但依然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余哪怕留到解放后也永远不会被接纳进中枢，因为他达不到那个信任级别。余的角色永远停留在处理具体事务上，而掌控他这条线的人物才是中共情治的中枢成员。这样的核心圈子有近乎严酷的接纳标准，因为信任一个人，不仅取决于他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的成长经历。

       西方的间谍小说把这一点体现的非常充分：中情局的核心圈子都是常青藤毕业的WASP， 祖上三代也大多是社会中坚；英国军情五处的头头脑脑们都是哈罗伊顿再配上牛津剑桥的主，不少还再挂个爵士贵族的头衔；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成员也都是根正苗红的布尔什维克，卫国战争英雄和莫斯科外交学院的高材生。

        如此描写并非是小说家们试图给主人公加上精英的光环，而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原东德国安部外国情报局长，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指出这种选择的合理性：长期共同的经历，能让成员们在思想，价值观，感情上建立亲密的关系和共鸣；尤其是在人生发展，世界观定型的最关键的青年时期，这个时期形成的纽带尤为强烈，从而保证了组织的核心凝聚力。间谍活动的本质决定任何组织的核心都是排他性的精英俱乐部，而其余大多数人都是边缘人物：文员们做着行政琐事，分析员分析堆积如山的情报，外勤干着烧杀抢掠的脏活，科学家们提供各种高新技术，哪怕是有头有脸的专家名流，在安全机构面前的选择也不外乎是接受策反（敌方）或者接受差遣（本方）。

        《潜伏》涉及情治谍报的情节只能停留在具体事务的技术层面，而无法进入更高的情报层面乃至政治层面，所以不可避免地沦为了一个办公室政治剧。原因无他，所有间谍活动是为了政治或经济目的服务的，如果不表现出政治斗争方面的复杂性，谍战小说就落了下乘。所以优秀的谍战小说需要太多的军事政治知识，而许多大师之所以写出名作是因为他们有那样的出身和经历。比如Tom Clansy的小说能吸引老布什，以至于总统亲自请他在白宫参观上半天，介绍总统的生活工作情况，这样的素材就不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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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谍战剧不容易创作，因为只有一个近乎俗套的背景可用——国共内战。要有间谍，刺探和颠覆，首先要有现代国家机器，而中国直到国共合作北伐以后才算建立了苏联式的党国体制——北洋时代的封建军阀体制还算不上现代国家机器。同样要有斗争，需要至少两个集团，能够彼此渗透，还要让作者和观众都能够深入了解，因此中日战争也不能拿来作为素材：中日两国不是同人同种啊。有谁能让中国人混到日本人的军国体制里去呼风唤雨？至于建国以后，您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何居心啊，是污蔑党国违背五项基本原则去颠覆人家，还是污蔑党国太无能让帝国主义野心家轻易渗透呢？唯一能发挥的题材就是国共斗争了——两边都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渗透起来容易；国共双方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和国家机器，这就给了间谍活动的空间。所有的间谍剧都是一样的主题——帮助红党解放全中国。这就是间谍小说的社会历史局限性。

       西方的间谍小说主题就要丰富的多。被发掘最多的题材自然是美苏之间的冷战。冷战题材的特点是双方阵营各自有成熟的意识形态，和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国家机器。西方和苏联不是同文同种，因此间谍活动主要通过策反对方阵营中的高层人员来实现。这个特点决定了谍战的基本形式：战场分为前方和后方。前方的人员或者潜入地方领土，更多的是借助合法外交外衣活动，他们想尽办法和敌营中被策反的人物建立联系，同时粉碎敌方反间谍机构的控制与企图。后方的人员从事着复杂的信息分析，设计种种令人惊叹的复杂策略，并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实现。这类小说的看点在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各种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上至总统如何决策，内阁如何运作，情报部门如何分析信息制定策略，下至特种部队如何执行特殊任务，科技手段如何运用，公众舆论如何影响，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身负重任穿梭于各个环节之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身后有一个巨大的体制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这类小说比如：

克兰西的成名作《猎杀红色十月》，描述美苏双方争夺苏联叛逃的核潜艇；

《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讲述苏联政治局里的美国间谍如何协助美国赢得美苏军事谈判，及其暴露，被捕，营救和交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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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高层次的美苏冷战小说则超越了双方的间谍斗争而 直指其背后的政治斗争，其复杂度则远远超过敌我双方非黑即白的简单划分。基本面的美苏冷战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表面的口号，而双方各自的内部矛盾更为激烈，比如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权力争斗，执政总统与其最危险的竞选对手之间的龌龊，美苏军备控制与各自国内军工集团的矛盾，转移经济危机或者争夺能源，种种国外矛盾和国内矛盾交织在一起，逼迫政治领袖们维系着危险而又脆弱的平衡，而宗教极端分子，民族独立运动和恐怖组织又可能造成各种突发事件，经由全球新闻和舆论网络引发蝴蝶效应。在共同利益下，对面的敌人会成为可靠的盟友，身边的同志却与你势不两立。间谍与反间谍，真情报与假情报，刺探与有意泄漏，一项活动不仅是某一方的单独计划，而是多方都打着各自的算盘，这才是真正精彩的谍战。我最推崇的小说比如：

       弗塞斯的《魔鬼的抉择》，以苏联发生经济危机，被迫与美国谈判军备控制换取经济援助为背景，苏联改革派总书记以美国经援压制政治局中主张战争转移经济危机的保守派，不料其关键支持者克格勃主席被民族分离分子秘密暗杀，造成政治危机。恐怖分子此后被西德抓获，其同伙却劫持油轮以生态危机要挟西德政府放人。一方面恐怖分子公开暗杀会导致苏联改革派的垮台并使得鹰派发动战争，另一方面面对全世界要求化解生态危机的舆论压力，美国政府陷入两难，而且还难以判断苏联真正的动机，于是启动某个王牌间谍以探明苏联高层的情势，最终化解危机，而最后读者才意识到该王牌间谍的成果，竟是克格勃事先精心策划有意泄露的….能将高层政治，大背景，国际突发事件浓缩到一个普通个人的故事， 使得我将这部小说视为最成功的宏大主题间谍小说。

       弗塞斯另一部名作《谈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这次主题故事换回了美国国内。主张美苏缓和的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统引起两国军工集团的仇视，他们联手绑架杀害了美国总统儿子并制造了苏联是凶手的假象，操纵舆论意图破坏美苏军备控制条约，同时试图以爱子之死打击美国总统，以便让鹰派的副总统接任总统。主人公在参与营救总统儿子之后出于个人义愤开始调查此案，却逐渐发现黑手来自美国国内，甚至来自白宫内阁，而自己的一举一动全在对手的掌控之中。随着知情人一个一个被灭口，主人公在危急时刻居然得到了苏联克格勃的暗中援助，因为苏联当权派同样希望借此清洗自己的保守势力。

        作为弗塞斯的狂热粉丝，我读完了他的所有著作。由于没有找到中文版，《谈判者》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版弗氏小说， 一看而不可收拾，两三个晚上就全部读完了全部八百多页。此后又读了他以反恐战争为背景的最新小说《阿富汗》和以南斯拉夫内战为背景的《复仇者》，都是等不及中文版而直接弄来了英文版。我从大二开始追捧弗塞斯，是自从读了他的处女作也是最有名的作品《豺狼的故事》(The Day of the Jackal,改编为电影《暗杀戴高乐》)开始。小说讲述法国情报机关试图制止一个暗杀戴高乐总统的职业杀手，而他们能依据的唯一情报只是一个传言：有一个杀手在试图暗杀总统。基于法国当时政治背景——戴高乐的放弃阿尔及利亚政策遭致法国国内殖民主义势力的痛恨，这部小说的逼真程度和轰动性之大，以至于当时法国情报机关还真的调查了一番是否真的存在如此暗杀未遂事件。

     《豺狼的故事》鲜明体现了弗塞斯小说的魅力：一方面展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专政机关，哪怕是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对它的社会，对它的国民，监视控制到令人惊骇的程度；另一方面展示了一个个人，以他的高超智慧和渊博的知识，可以如何战胜整个国家机器。这是一个人与一个国家之间的战斗，多么富含个人英雄的气息。虽然作品大多描述宏大政治事件，弗塞斯的小说总是鲜明体现着英国式的个人主义： 一个人，通过获取知识，专研社会运行之道，可以发挥出难以想象的能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弗塞斯正在和安德鲁·韦伯合作把他99年的小说《曼哈顿魅影》改编成音乐剧， 没错，就是《歌剧魅影》的续集。

前几周看了国内之前热播的《潜伏》，貌似这是国内最近三年的电视剧中我唯一看过的。感觉质量挺不错，剧情很紧凑，没有无关情节，所有的细节铺垫在后面都排上了用场——我认为这是评价谍战小说很重要的标准。个人认为《潜伏》是四分谍战，六分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政治，而办公室政治矛盾更加鲜活生动，也更容易让现代社会的观众产生共鸣。

不过还是看出导演和编剧花了许多心思，《潜伏》中多处展现了东西方经典谍战剧的影子。整个故事的叙述框架可以看出是借鉴了前苏联经典谍战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其讲述一个苏联情报员潜伏于纳粹的故事，那个苏联特工历史上真有其人，而且他在二战后又跑到美国当了近二十年间谍，是间谍史上的传奇人物。《潜伏》中用离间计除掉马奎队长的那个构思则明显出自勒卡雷的名作《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都是主人公和后方的情报机构联手制造假象，除掉敌方中对主人公最具戒备的人物。不过在勒卡雷的构思中，主人公本人对整个陷害计划不知情，只是被当作一颗棋子完成了整个计划，这个立意比《潜伏》中余则成和GCD联手设计马奎又要高了一个层次，对间谍工作的理解也更为深刻。勒卡雷的这部成名作中文翻译为《冷战谍魂》，这个意译我觉得还是很传神的。《潜伏》一开始把余则成设计为一个监听员，在监听过程中逐渐被监听对象的言论和信仰所感染，这个构思借鉴了前两年很轰动的德国电影《监听风暴》，描述东德是如何监控异见知识分子的。

之前我对国内的谍战剧嗤之以鼻是因为其硬伤太多，且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说教。《潜伏》的硬伤倒是不多，因为许多故事都有历史原型。天津的城防图地下党的确得手了，不过不是通过鸡窝和农村妇女，而是同时通过三个独立的情报渠道获取了这份情报。马奎队长被日伪俘虏，战后重获信任被启用，这不禁让我想起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恭澍。有趣的是陈恭澍本人正是做过军统天津站的行动队长。剧终时余则成在香港向GCD传递台湾的情报，这应该是取材于GCD党员，国民党参谋次长吴石的事迹。吴石在1950年暴露被害，意味着台湾数十年白色恐怖的开始。余则成在重庆监听时，多次听到地下党们提及曾家岩50号，这个地址正是先总理伍豪同志在重庆时的周公馆啊。先总理作为GCD军情创始人，用谍的手法可远非我们现代人所能想象呀。编剧能把这些细节严谨处理，我认为还是做了不少功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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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成单枪匹马干掉汉奸，还有左蓝会回天津参加国共谈判，这两处弱点更不如说是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有趣的是，虽然《潜伏》通篇以军统作为背景，但实际上军统并非以共产党为主要目标。军统主要被老蒋用来分化瓦解军阀和控制帮会势力，成员三教九流，组织的运行依靠对其成员诱之以利以及戴笠严峻“家法”的约束。这种缺乏信仰的组织在靠意识形态凝聚起来的共产党面前不堪一击，正如《潜伏》力图表现的。事实上共产党的危险对手是二陈的中统。中统成员大多是背景清白，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其中不乏研究共产主义的高手，其对付中共的方法也是靠政治思想教育。我不禁想到中情局创始人Donovan创办中情局时的初衷：间谍活动应该由那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做，他们的成就会远超于那些舞刀弄枪的黑帮分子。

军统曾经往延安派遣过好几批卧底，但是绝大多数人在延安潜伏不到半年就会被消灭。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一个组织松散的传统社会在一个组织严密的意识形态社会面前是多么的没有竞争力。想想延安整风可是连我党自己的忠诚党员也要人人脱三层皮过关，一个造假分子怎么可能不露出破绽呢——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可不是吃素的。

不过的确真有一个军统特务躲过了审查，在延安潜伏了数年，最后又得以安然返回白党阵营的——很可能李涯这个人物就是以他为原型的。此人叫沈之岳，由戴笠派往延安潜伏，不仅通过了政治审查，还成了我党抗日军政大学的优秀学员，深得康生和罗瑞卿的赏识——康罗二位可是东哥手下两把最锋利的专政尖刀啊。这段潜伏经历中沈还和四十年后的总书记胡耀邦建立了不错的私交。几年后沈借机返回军统时，共产党过了好久才弄清楚他不是不幸被捕而本来就是对方的人。50年代初沈曾经潜回大陆拍下老蒋奉化溪口老家的照片呈送老蒋，从此得以上达天听。60年代他潜入澳门试图暗杀当时外出访问的刘少奇，被共产党挫败，80年代公安部长王芳的回忆中宣称当时中共考虑将他抓回大陆以报二十年之前一箭之仇，最后还是放他而去。之后沈被小蒋任命为调查局长，这位曾经的军统俊杰政治手段同样高超，亲手埋葬了老对手中统，在七十年代成为台湾的新一代谍王，逮捕过李登辉，审讯过李敖，去年台湾大选时还有人爆猛料称谢长廷早年曾被老沈收罗做特务。80年代沈之岳又回北京看病，传说当年的老朋友胡耀邦还去探视。间谍做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出神入化了。

沈的详细故事可以参看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443845。

未完待续，明天接着侃间谍。

上周苦战一星期，终于把Qualify Exam给考完了。一切顺利的话，终于要升级成phd candidate了。看来Qualify是我这辈子所遇的最艰难考试——从上周一到这周一，每天对着电脑工作十五小时，连吃了四天SUBWAY的三明治，最后熬了一个通宵。周一下午交卷后，饥寒交迫面无血色，晚上下馆子饱餐一顿之后脸色才重新红润起来。

彻底的裸考，没有任何准备因为根本无从准备，唯一知道的是考试情况是每个委员会成员会出一道题，一周内交卷。身为computer science的phd，我的委员会中只有一个教授是真正的计算机博士出身——大老板是物理，小老板是数学，另一个亲密合作的教授是生物工程，external membe是EE出身，只有最后一个被我拿来凑数的是正宗计算机出身。因此，考题也是五花八门。虽然是匿名出题，但是从每个人的背景可以轻易看出每道题出自何人。

CS教授的问题是混合型有限元方法会涉及到几何处理。虽然我需要写一大把数学公式，但是这道题还算目的清楚手段明确，基本上算是写latex的体力活。

数学小老板出了个多项式空间的题，这就有点玄乎了，虽说是数学题可是公式写不上几个，完全是坐而论道，胡侃着那些所谓“空间”的性质。很多时候我都在怀疑自己所写的究竟是胡言乱语，还是真正言有所指。

如果说这两道题还是正常的话，剩下两题就颇令我抓狂了。生物工程的教授出了个心脏病的题目，而且分别针对三种不同的心脏病，搞得我还得分头去搜集三种不同的资料。医学论文中生僻词汇的出现让我处于天人境界。

EE的教授给了一篇脑电磁的论文，读论文回答问题。虽说我的研究就是忽悠一点心电的东西，可是它和脑电磁的差距，就像我们用心脏来保证血液循环而用大脑来思考一样。二十页的论文，五十个公式，教授的一系列问题从Introduction的结尾一直涵盖到Conclusions。考虑到这篇文章作为工科论文被引用六百余次，估计这位教授的目的是教我该怎样去读学术论文吧。

大老板觉得我已经suffer enough,于是很有风度的把他出的题目给取消了。事后看来这个举动真是体贴，不过反过来说，教授要是tough起来，学生还真是逃不出如来的掌心。

必须承认，博士资格考试是个不小的挑战，相对肉体疲劳，精神上的紧张，压抑和烦躁才是对人更大的挑战。二十多页的报告，不曾有过一气呵成的灌水，全都是一句一句的点滴积累，这是我从未经历的写作体验。记不得多少次发现辛苦读了半天的资料无所助益；多少次在网上漫无目的地搜索着资料，却被这些海量信息所埋没，无力将信息沉淀下来；多少次内心深处告诉自己，是时候写一些东西了，大脑却是一片空白，对写作充满厌恶，只是凭空增加自己的负罪感；多少次在深夜头晕脑胀两眼昏花，却不敢回家睡觉，因为还落后于进度；多少次论文不知所云，但是只能实践那句古训，“读书百遍，其意自见”。每天工作的开始总是伴随着内心的抵触和注意力的散漫， 继之以顽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谴责，然后是无力前进的沮丧，直到精神上筋疲力尽之后，内心才能平静下来，安心写上一些东西。

七天四题，平均每题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这使得我每天总要对付两道迥然不同的问题，把自己在数学状态和医学状态中来回转换，但思考惯性的积累却总需要几小时的时间。日升日落，昼夜交替，人在书桌前可以深切地体验到时间的流逝，却始终无力赶上预订的进度。因为人懒散了很久，考试前我怀疑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怀疑用英语写作的动力，怀疑学术功力，可一旦开考，我却没有任何顾虑，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去顾虑。四道题中有三道我没有a priori personal sense，但是除了写出长篇大论我别无选择，所以只能像蚂蚁搬家一样在latex中庸庸碌碌地码字。文章在latex中看来篇幅总是这么短，现在回头看我无法想象自己怎样能写出二十几页——单行距，无插图——当我发现这周喝掉了平时一个半月的茶叶，才发现：哦，原来这次真的是发飙了。

之前很多时候，尤其是在这次考试的过程中，觉得读博士的痛苦之处在于你不是和别人，而是和自己在作战。一个是你熟悉的自己，清醒理智而有控制力，客观超然地审视并判断着这个世界，也包括你自己；另一个是陌生的自己，沉浸在一个狭窄却又艰深的领域中，试图make some sense，却无力去评判，而大部分的尝试却又能轻易地被前一个自己所否定。博士需要做的是把自己从前一个自我的状态逼入后一个忘我的状态，但这往往需要克服巨大的分裂与抵触。

Anyway, it’s time to move on……

按照标准小学作文格式：在这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时节，我迎来了姚贝勒夫妇和洪公公夫妇(貌似有些诡异)，半年前聚会之时，大家尚在东阳菜馆酒酣耳熟，于西子湖畔萧瑟寒风中漫步，此时再聚，却是同游美国西部的黄石公园。他乡遇故知，实乃人生一大乐事耳。

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我得以与从小学，中学与大学同学共同出游。老友奇妙之处，在于无论相隔多久，一见面自然而然便无拘无束起来。下沙姚公子胖胖同学倜傥风采依旧，身体更是号称恢复高中打球的状态；朱某人却是日益温柔妩媚，一改昔日矜持知性美女形象，看来“近墨者黑”这句老话所言非虚（“近朱者赤”在此就不太适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至于号称“浙大嫡出求是洪公子Junior II”的PP同学和番薯同学，那更是璧人啊璧人，一路上大秀恩爱，无论是摄影的还是做model摆pose的，都尽显职业风范，嗯嗯。

三天Yellowstone，一天Grand Teton，黄石刚刚冬去春来，路边积雪未化，湖面和水潭还结着一层薄冰，尚是一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景象，相较我上次八月来游时一片锦瑟，别有另一番风味。趁着天气尚冷，过足了看野生动物的瘾，尤以第二天晚上从lava valley前往mammoth spring旅馆的途中为最。成群的野牛自然是不值一提，连黑熊也是看到审美疲劳，最近的熊离我们只有二十米远。沿途更是频繁见到成群的鹿在水边饮水，最大的鹿群居然有一百多只，憩息在路边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为了配合PP拍照，我故作狼嚎，所有的鹿倏然抬头朝向我处，颇为有趣。至于在Teton，饥不择食的松花鼠更是直接跳到了PP和番薯同学的手上。

白天游玩，晚上打牌，一路上一车理工科研究生们还附庸风雅地吟诗作对，其乐无穷。久闻洪公子和番薯同学大学拍拖时每晚花前月下背诵诗词的轶事，今日相较果然深不可测。番薯同学以白乐天的《长恨歌》作为“一招鲜”，以不变应万变，打遍天下无敌手；姚胖胖尽显中学语文的扎实功底，以课本诗词剑走偏锋，常在大家山穷水尽之时出其不意一击必杀。相比洪公子老黄牛般背着若干相机和镜头四处奔走，姚胖胖尽显休闲游风格——停车拍照，上车睡觉。于是一到聚赌之时姚胖总是神采奕奕手气大旺，一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气势，杀得我等丢盔弃甲。尤其是每隔四五盘就能抓一手绝对优势好牌，估计是被黄石“old faithful”喷泉感召。

根据洪胖和另一石溪猛人陈建松野心勃勃的旅行计划，我们每晚换一家旅馆，其中尤以第三晚在黄石湖边最为惬意。那家旅馆颇为壮观，有一个特别休闲温馨的大厅，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有现场钢琴伴奏，更有侍者随时送上红酒，于是我们决定在里面悠闲地——继续打牌。大厅旁边是一家相当附庸风雅的餐厅，侍者全是黑白装束打领结，需要提前预订座位，由侍者指引到相应座位，当然价格也不菲。

来访犹他一周，同游黄石四天，短短数日相聚，时间总是流逝地飞快。转眼故人又西去加州，东归弗吉尼亚，我的盐湖城生活又复归平静。然则欢乐时光，必将长存于记忆之中。

许久没有用中文写作，发现遣词造句已显生涩，直抒胸臆也不如以前那样畅快淋漓了，真是不小的悲哀呀。

上集体照一张：

老查乃余前室友，其人其事余已撰文表之，这里再补充些其他轶事。

911 —— 老查来美正是“911”当日，世贸大楼被撞时老查的飞机以接近美国领土。其时美国已经紧急关闭领空，空中不允许有任何民航班机。据老查称，东航的飞行员浑浑噩噩丝毫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仍然傻乎乎往美国领空闯，结果被美军战斗机夹送去了加拿大，几天后才进入美国，开学也迟到了。此事件似乎预示着老查不平凡的在美生涯。

触犯法律 —— 老查来美七年多，从未回过中国。有一次我问其为何不回去，老查答说他有违法记录，再次申请签证时可能会有麻烦。违法原因是：UTAH州有一种味道鲜美的鱼每年春天在一条小河的水洞中产卵，此时伸手入洞捕捞，鱼唾手可得。但法律规定产卵期不能捕鱼。某年春天老查与友人无视此法律去抓鱼，整整抓了一箱，彼时被警察抓获，老查犹自嘴硬，说“我们不过是在玩弄鱼”。警察也很客气，说既然如此能否把汽车后备箱打开让我看看，结果人赃俱获，老查从此背上污点记录。

怪力乱神 —— 老查从前曾在南京一家国有大型石化工厂工作。这家工厂可以追溯到日军占领时期，厂房巨大，里面安置着大型机械设备，几十年下来颇有灵异事件流传。虽然车间夜晚都是灯火通明，但是值夜班者无人敢独自巡视整个车间。夜班人员有若干休息室可供睡觉，可即便是男员工也选择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老查在那里工作时，晚上独自一人巡视车间，结束以后深夜还独自一人到厂区浴室去洗澡。半夜浴室早已下班，老查便自己开门走进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的淋浴间。设想深手不见五指的半夜，独自一人在空旷的淋浴间，万籁俱寂，只有冰冷的水管滴答滴答的水声，这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鉴于厂房里已有若干灵异传说，我们便问老查究竟当时害怕不害怕。老查满口称那些恐惧为怪力乱神，说“能有什么鬼，我倒要看看是什么鬼在浴室里面，难道活人还能被死人吓死….”我等听罢敬仰如滔滔江水不绝。

交友 —— 物以类聚，神人也结交神奇的朋友。老查有一好友，姑且称之为Z君。Z于九十年代初赴美读本科，其时本科生赴美留学还是凤毛麟角，他遭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拒签。此君于是给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夫人芭芭拉写信，自云其怀欲了解美国的赤诚之心想赴美留学，不料遭到上海领事馆“粗暴对待”，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巨大伤害。两个月后，他被领事馆叫去，直接领到美国公民服务处，一个领馆工作人员指着一封信说：“你知道你给谁写信了么，这就是总统夫人转给我们的信。”Z君由此顺利来美。

Z君本科时曾在酒吧打工赚钱，收集了一整套万宝路的香烟盒，寄回厂家，获得了两千美元奖金。Z君读博士时导师是MIT化工系前主任，美国燃烧数值模拟第一人。导师教一门流体力学之类的课，用了一本经典教材。Z君开学两周后交给导师一张清单，列举该教材13处错误。导师惊骇莫名，把他的清单复印分发全班。Z君博士期间的头三年经常和友人通宵打电脑游戏，每周见老板两小时仅花半小时谈研究，其余时间就谈股市涨跌，油价波动，中东局势之类。不过Z君一旦开始工作，关掉电话，断掉网络，凡有人打招呼一概视而不见。

Z君去年欲在盐湖城附近一小镇购置一套房产，正要与房主成交时，一歹徒夜晚将一女子拖入那幢房子先奸后杀。Z君庆幸自己早先没有成交，因为按照美国房产交易法律，卖方有义务告知买方最近十年发生在房中的死亡事件。

Z君与老查交好，不时会夜晚造访。我家大门不锁，此君不敲门不打招呼，暗无声息地潜将进来，直入老查房中。我时常在客厅上网看电影，很少察觉Z君从背后经过。直至我起身在房中走动，方觉家中已有访客。两人一般在老查房中相对静坐，颇为沉默。忽而Z君道：“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南北朝之时….”两人遂讨论此南北朝话题，事毕，复归沉默，直至引出下一个话题。Z君离开时，起身便行，悄然离去，老查也从不相送。待得我察觉访客已走，便探头入房问老查：“Z君走了？”老查头也不抬应道：“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清楚….”

夫妻  —— 但即便如Z君这般非常人物，在老查夫人在场时也不敢去造访老查，查嫂的震慑力可见一般。其实查嫂在美国东部念书，余方得与老查成为室友。

老查在去年平安夜又出了一起车祸，因为雪夜路滑，他的车侧滑撞了对面的车。对方的车头被撞烂，而老查那辆钢筋铁骨的94年雪佛兰安然无恙。之后老查在元旦前驾驶这辆历任8位车主，伤痕累累的雪佛兰到东海岸上班，仅花两天就横穿了美国。由于他地址更新的延迟，一个多月后保险公司的事故处理文件仍然寄到我家。于是我打电话通知老查，也是分别后我俩第一次通话。老查语气冷淡，问一句应一句，颇有不耐烦之意，让我颇为困惑，心道才分别不到一个月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岂料第二天接到老查来电，伊语气轻快热情，开头就说：“昨天我老婆在旁边，那起事故我瞒着她，所以当时讲话不太方便，以后再见此情形不要见怪……”

趁美国签证尚在有效期内，飞到cancun去度个春假，主题是加勒比海滩和玛雅遗址。

作为著名的美国学生春假度假地，cancun就是让年轻人发疯的地方。前往cancun的班机乘客全是游客，除少数携家出游之外，七八成都是成群结队的college students，大声肆意说笑着。

Cancun的旅馆区建在加勒比海边，和市中心分开。这里主要针对外国游客，本地人只做服务工作。美国游客们大多只生活在这个人造的社会里面，白天穿比基尼享受沙滩和大海，晚上在酒店餐厅里吃饱喝足以后去周围club享受夜生活，完全不用接触墨西哥人的社会。而他们的消费就构成了当地乃至墨西哥的一大经济支柱。这充分表明，做帝国主义国家，真好！

我定的酒店是Caribe Park Royal Grand, 是个加勒比海边的入门级四星宾馆。非常推荐这家酒店，价格较为优惠，且大多数房间都是海景房，从房间望出去就是椰树，沙滩和大海。每晚听着涛声入睡，早晨躺在床上就能看海上日出，非常惬意。酒店的沙滩也很赞，虽然墨西哥的沙滩都是公共的，但是这家酒店沙滩两侧各有几十米的天然珊瑚礁，无形中把这段沙滩变成了准私人海滩。我到达酒店已是黄昏，赶紧换上游泳裤去沙滩上追逐最后的几缕阳光。华灯初上，但见十来个帅哥美女在海边茅草棚中的灯光Jacuzzi里说笑着，凑了过去跟众人打了个招呼，只见一个黑妹裸着上身在水池中间晃悠着，“I missed my bra…”,众人哄笑，一个法国哥们指着自己的沙滩裤说，“把我的裤子脱下来给你穿行不行？”我身旁一个来自纽约的金发比基尼美女笑得花枝乱颤，一片波光潋滟。暗香浮动之中，一个法国小伙狠命地flirt一个古巴女孩，那女孩不会说英语——不过法国人英语也很烂——很安静地倚在池边，眼神却满是期待，少许，几番热吻之后两人便躺到泳池边的躺椅上去了,不时传来低声细语的微吟，可印了那句“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浴池里众人坏笑着，金发比基尼美女笑道:“Men and women don’t need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晚上晃到夜店区，街上全是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从一个夜场赶往另一个夜场。劲爆的音乐整天响，台上台下都有无数年轻人在热舞着。大多数夜店无限量供应酒，由于美国法律限制21岁以下不得饮酒，CANCUN给了众多大学生一个放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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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早晨坐R1公交车到市中心汽车站搭长途汽车前往Chichen Itza的金字塔。墨西哥是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国家都是一样的，肮脏的街道，混乱的交通，嘈杂的人群，破落的房屋，墙上涂鸦的广告，和中国任何一个二级城市没什么区别。墨西哥公交车在街上风驰电掣，沿途超越小轿车无数，把人晃得有飞机上的感觉，远较武汉公交车彪悍。 更有意思的是公交车往往招手即停，实现出租车的功能，但是在车站要是游客不招手它就默认为不停靠。

酒店的早餐索价二十美元，于是我便在车站附近的小摊上找吃的。我在一个小摊上吃了个taco，另一小摊上吃了个芒果，又找了个小店吃了个三明治，一共花了不到三美元。此后我便一直在市区吃饭消费，相比旅馆区，这里才是真实的墨西哥社会，同时我也非常享受在市集上东吃一摊，西尝一点，总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体验。

Chichen Itza是Yucatan半岛上众多玛雅城邦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以那个羽蛇神金字塔出名。玛雅人精通数学和历法，金字塔四面各有台阶91级，加上塔顶宫殿的四个柱子象征一年的365天。金字塔顶的宫殿用于人类和天灵交际，每到春分秋分之时，阳光就会准确地从塔顶宫殿的两侧门中轴线穿过，在金字塔侧面台阶上投下蛇的影子。蛇影和台阶底座上巨大的蛇头塑像吻合，仿佛一条巨蛇从天上下凡，由此可见玛雅人精确的数学和建筑水平。每年春分秋分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赏这一奇观，这个周末就是春分，我遗憾地只错过了两三天。

金字塔附近两三百米的地方是一个球场遗址。球场大概有七八十米长，四五十米款，两侧是十几米高，十几米宽的巨大石墙，是贵族和祭司们的看台。两个球队要竞相把球送过一个离地七八米的垂直石环中。现已知球赛的目的并非竞技，而是祭祀前的仪式。输的一方（或者赢得的一方，目前尚无定论）的队长将被活体剖心祭祀，而他的头颅将被用做新球的球心。玛雅人奉行活体祭祀，崇尚心脏，这一点颇为残忍。在球场的旁边还有一座镶满骷髅头石像的神殿，据说这就是那些胜利者的石像。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幅竞技浮雕，是一个勇士一手持剑，一手持着一个仍带有头盔的头颅，正在踢一个类似足球的东西，球面却是一个蛇头的正面。球的另一侧是一个被斩首的武士——他的头正被前者握在手里——从颈部被斩断的地方涌现出三条蛇。这是一幅蕴含深刻寓意的图腾画像。 玛雅金字塔的另外一侧树立着过千条石柱，解说牌上说这个遗址是古代武士庙，纪念玛雅勇士的。它的天花板是用木柱和茅草盖成，因年代久远而只留下这千条石柱让后人凭吊。

加勒比海边的Yucatan半岛是一个广袤平原，海拔三四十米就能将四周尽收眼底。平原上面覆盖着广袤的亚热带森林，气候干旱炎热，除了沿海有cancun等一些市集之外，内陆大多是无人区，只有少数公路穿过树林。从C ancun到chichen itza单程三小时，沿途经过一些墨西哥乡村，那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很多房屋都是茅草顶，许多墨西哥乡民午后无所事事地蹲在树荫下面躲避太阳消磨时间。我的看法是热带气候无法产生出发达的文明，无论是在非洲，亚洲还是美洲：因为气候炎热，人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处于懒散的精神状态；气候炎热同样导致没有农耕，人类也没有对抗寒暑气温交替的必要，这些使得人类缺乏进化的动力。

晚间回到cancun吃了顿正宗的墨西哥晚餐，十来美元。普通墨西哥人的食物其实非常单调，只有taco，炖肉，米饭和各种各样的豆子，除了辣味之外没有其他的口味。不过我很喜欢吃墨西哥经典的chips配香菜西红柿洋葱扮成的salsa。

周三早晨又是早早起床赶往Tulum, 另一处玛雅城邦。Tulum的特色是建在加勒比海边的一处高地上，一面临海，三面有城墙，站在城里可以同时看见海洋和陆地两头的地平线，是一处绝好的防御之所——当然是针对Yucatan半岛那些玛雅土著而言。城邦并不大，三五百米见方，城墙和建筑都是由石头砌成，放在中国也就是某个堡某个山寨而已。加勒比海非常漂亮，离岸不远就是绵延数百公里的世界上第二大环礁群，仅次于澳大利亚的大堡礁。 岸边的海水是碧绿色的，清澈透明，由近到远颜色逐渐由绿转蓝，层层过渡非常有层次感。城邦古堡的地下就是白色的沙滩，许多游客就穿着比基尼在那里嬉水，在远一些的海上不时有点点白帆，滑翔伞，和各种水上运动者经过， 历史文明和自然美景就这样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从Tulum回到Cancun，搭渡轮前往加勒比海中的一个小岛Isla Mujeres, 意为女人岛。Gran Puerto码头有每半小时一班的亮黄色快艇前往女人岛，20分钟到达，往返票70 peso一人。真正到了岛上立即被它轻松欢快的热带小镇风情感染到。拥挤局促的街景风貌，自得其乐的墨西哥居民，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不时迎面走来的泳装男女，随意不拘的吧台，一切都是恰如其分的休闲。岛北段的沙滩Playa Norte，是以风平浪静和浅水著称的沙滩，也是snorkeling的胜地。因为水浅，水温常年温暖如洗澡水。在海边一家小饭店坐下，饭桌离大海只有几米远，脚下就是沙滩，点了一份当地特色的海鲜Veracruzan，一份海鲜cocktail和一杯tequila鸡尾酒。Veracruzan 是鱼片和西红柿为主，配上洋葱和青橄榄，口味浓烈， 颇似中式的翻炒；海鲜cocktail是生的海虾和各种贝类浸泡在某种酸辣的sauce中。饭店里有人现场抱着吉它弹唱着墨西哥民歌，我一边吃饭，一边远眺加勒比海和海对面的cancun，眼见 夕阳徐徐而下直至月上中天。

周四下午的飞机，早上躺在酒店的沙滩上一边喝鸡尾酒，一边欣赏来往的比基尼美女们。下海游了一会儿泳，加勒比海很咸，浮力也大，很容易就能漂在水上打盹。不过烈日当头，仰泳可不舒服。发现海浪挺大，于是租了一个冲浪板，尝试了一下surf, 被浪打了好几个跟头。

在海边惬意过了头，飞机起飞前两小时才从旅馆出发，公交车换机场大巴，一路交通混乱拥挤，让我心急如焚。终于在起飞前二十分钟办完一切手续进了候机大厅，这时悲哀的事发生了，机场电子屏上的起飞时间比实际起飞时间晚了八分钟，于是我就按照这八分钟去吃了点午饭，一边吃饭一边听是否有广播通知我登机。没有听到广播，却误了直返盐湖城的飞机，结果被送到LA去过了一夜。从Cancun到LA的那趟班机只有二十几个乘客，空姐说周日航班满员，平时就是这么空的，由此可知从LA去Cancun度假能比盐湖城便宜两三百美金，大城市就是有优势啊。就此结束这篇流水帐。

好几个月没有更新，blog都荒废了，现在上来锄鋤草，总结一下之前都干了些什么。

08年底回国将近四周，碰巧绝大多数国外同学都在圣诞假期回到杭州。昔日同窗，今日遍布北美，欧洲，澳大利亚，虽然相隔数年，一见面仍是毫无隔阂。但是另一方面，对国内人事，已有疏远之意，四处联络也远不如第一次回国时活跃。或许正如某友人所说，杭州的印象，就是定格在我们大学毕业赴美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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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中旬回美国之后，便忙的喘不过气来。这学期一周四天有课，生理课我之前毫无基础，写作修辞课也需要许多时间去细细体会英语的微妙之处。课业之余，一月底要向大小老板汇报之前近两个月的工作——包括我回国浪荡的一个月；正在我抓狂之际，大老板突然通知要我代他上一节课——因为他突然被校长抓到州议会去开听证会去了， 于是乎那两周我就是天人交战的状态。

一月底的meeting是一次胜利的meeting(从忽悠老板而言)，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meeting （从其后果而言）。二月初，在大小老板的临幸下，那篇IEEE journal在难产一年多以后终于被投掉了，最终定格在第十六稿。2月10日，大老板突然说22号有个会议截止期，或许我们可以再投一篇？我 称“善”，但要到16号才有时间动笔，因为之前有一次lab report, 一次new lab，加一份poster competition。平生第一次做poster，鉴于研究所一贯重视演示效果且聘有专业多媒体人员，我直接学习illustrator平面设计。

16号开始赶paper，时间紧迫，只好把形式和内容同时纳入考虑，但是居然没有latex模板。19号周四把初稿发给老板们，在英国的小老板已经是周五，而他居然担忧纯2D文章和之前的journal雷同太大，要求加入3D内容。等三方第二轮沟通时，英国已是周末的午夜。所幸最后关头截止期延长一周，我得以赶做3D结果。关键时刻，电脑严重中毒速度奇慢，我不敢重装系统，只能咬牙坚持。下一个周四递交修正稿时，忙中出错覆盖了小老板之前的一轮修改，引发伊强烈的愤慨。我只好打出两份版本，逐字逐句对比修正，完成已经是周五深夜，为了节省沟通时间我不敢睡觉，等待英国那边传来新的意见。然后匆匆睡了数小时又起来修改，希望小老板在英国晚上睡觉前能看到。

赶完paper，补完report，重装系统两次方杀尽病毒，其后接待访问的新生 ，回校答辩的师兄，访客不断。

两次给大老板代课，永远是头天晚上才获得老板通知，准备几小时第二天就上堂开讲。刚开始觉得挑战不小，逐渐地也习惯了即席胡侃。或许这就是大老板调教学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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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精研英文表达的艺术，推荐J.Willaiams的书“Style: Lessons in Clarity and Grace”,非常隽永的一本小册子，探讨怎样的英文表达，句子组织才是优美的。我们遣词造句时总会面临许多选择，每一种都是语法正确的，但有些让native English readers觉得舒服，有些却晦涩难懂，此书提供了许多智慧和启迪。我感觉作者是一个充满才气的intellectual,对英文修辞风格的洞察很犀利，同时信手拈来一些史上英文大家的修辞以作示例。

George Owell貌似不仅以《1984》出名，他描述现代英语风格的文章”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也著名，尤其是其中对政客，官僚，学者娴熟使用的修辞技巧的评价：

“The keynote of a pretentious style is the elimination of simple verbs. Instead of being a single word, such as break, stop, spoil,kill, a verb becomes a phrase, made up of a noun or adjective tacked on to some general-purposes verb such as prove, serve, render. In addition, the passive voice is wherever possible used in preference to the active, the noun constructions are used instead of gerunds (by examiniation instead of by examining)…”

以此两者为指南来阅读邱吉尔的二战回忆录， 是我这两个月每晚睡前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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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月将SNOWBOARD的水平从蓝道提高到黑道，窃喜一下。

春假来临，term paper, 4月初的conference deadline，qualify exam阴影重重。忙里偷闲，明天先去墨西哥Cancun腐败数日，享受一下海景宾馆，沙滩和比基尼，领略一下玛雅的金字塔。美国像样的城市都有墨西哥领事馆，老墨也很够意思，一口气给了五年多次往返签证，敢情是让我们有空就去住住啊。 托美元坚挺的福，一比十三多的汇率让穷学生也觉得自己是富人了。不过定了旅程才发现美国国务院已将墨西哥列为旅游警报地区了，政府和毒贩的战争如火如荼，或许这也是今年墨西哥游降价的原因吧。

老查者，吾室友也。此兄与金庸同姓，长余十岁，故尊称其为老查，他人亦多有称之为查师兄的。众人对此前辈称谓可是心悦诚服，具体原因且听后文细表。

此番回国，老查送余去机场，分别时余心下不禁黯然：老查业已毕业，元旦后即将赶赴东部上班，此别之后，不知何日再见。室友三年，老查实乃一良师益友，更乃一奇人也。今谨作文以记之。

老查江苏人士，少年游走于江浙之间，经我多次查证，和金庸的海宁查家，以及清初大儒查伊璜等均无关系。老查毕业于老浙大，长我十级，名副其实是我的学长。遥想他当年在十舍十二舍修炼之时，我还在路对面的浙大附小里翻墙玩泥巴。浙大老校园，后校门后的烂泥塘和田野地，作为我们共同的记忆，时常成为我俩怀旧的话题。

老查乃一真正工程人士，他本业化工，按其说法在浙大时每周上四五十节课，同时修完了电机系的课，并旁听了大部分控制系的课。其后在某垄断企业摸爬滚打多年，更兼其家族工业企业背景。来美后先操起化工老本行，未料博士快要毕业时发生变故，转投civil engineering，开始研究“水变油”的玄妙技术，其间申请发明数项，至此，他已兼跨化工，化学，能源，汽车，塑料，军工等行业，涵盖从研究所，实验室到厂房车间，市场战略部，再到客户访问等各个产业链环节。

我深佩老查的专业素养。真正开始见识，是从我买车开始。

刚和老查做室友时，他开一辆1988年的雅阁，这是他在拍卖场花200美元买来的，据他说当时另有一辆75美元的车更合他意，但是那车当时缺一个阀门，根本没法发动，于是只好作罢。那辆车有两大特点：一是低转速下带速不稳，红灯停车时必须发动机和刹车一起踩着，否则会熄火；二是CV joint失灵，转弯时没有动力只能靠惯性。就这样一辆车老查开得风生水起，上高速跑长途风雪无阻。开车时他成天琢磨着怎样能让别人撞他一下，至少能索赔上一千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驾驶生涯就是从这辆老爷车开始的，第一次上街就在十字路口熄火了一次，刚把车晃晃悠悠重新发动起来，一辆警车已经把我拦下，从此我便留下了开车第一天就被警察抓的纪录。原来警察见有车绿灯不走，又东摇西晃，误认为有人醉酒驾车。当然另一方面，这辆车也极大锻炼了我的驾驶功力。

鉴于此车成本只有两百美元，任何维修护理都是赔本的，因此老查干脆一点都不管它，连机油也不换。他估算了一下修CV JOINT和油路至少需要七八百块钱，既然不修，这个车是肯定卖不出去的。美国汽车不能乱扔，就算扔到废车场人家还要收一两百块钱手续费，因此如何终结这位爷还真是一个问题。诡异的是，某天这辆车神秘的从家门口不知所终，是被偷了（那辆车没有门锁）还是被人误拖了，不得而知。

此后老查便换了辆新车——当然是针对前一辆车而言——一辆93年的雪佛兰。此车为友人免费赠送，原因是那车已经过不了年检了。老查接来一看，发动机挺好啊，至少不漏，年检通不过不就是仪表盘一堆警示灯都亮着么，把电线全拔了不就行了？倒是四个轮胎刹车力量不均匀是个技术难题，花了老查不少时间调试四个刹车盘。于是乎，这辆雪佛兰又焕发了新生，重新驰骋在北美大地上。由于发动机老化，城里每加仑汽油只能开十一二英里，耗油程度直逼悍马，但是高速公路上经老查神奇驾驶，居然每加仑汽油居然能开到三十多英里，甚至超过我的帕萨特。再后来，这辆车又得了怪病，一旦发动机冷却后就无法发动，需要装模作样把前盖掀起再重重砸下，方能启动，估计是继电器接触的问题。

虽然近两三年老查开的车比较雷人，他还是曾经沧海的。在美读书前五年，老查先后换过二十多辆车，从Acura这样的豪华车，到丰田本田这样的留学生首选车，到Big Three的主流车型，全都试过。可惜命运多舛，有的出车祸，有的被砸，还有种种其他原因，最终使得老查在车上的投入越来越少。其实老查是真正的懂车，他和我讲豪华车，跑车和赛车的种种区别和文化。他眼中只有宾利，梅赛德斯和劳斯莱斯才是真正的豪华车，阿斯顿马丁是二流，而美国人根本就不领会欧洲豪华车的精髓。而他的最想买的车是阿尔法罗密欧，跑车中只有保时捷算是适合日用驾驶的，因为MPG接近二十，其他如法拉利布加迪之流每缸油只能跑一百英里左右，在美国西部这样的地方可能到不了下一个加油站。

我对汽车的认识应该全部归功于老查的教导。起初每次和老查开车出去，对路上见到的每一种车，我俩都会议论一番，颇有百晓生评兵器谱的意兴。通常是由我开题，老查起承转合，我再交相问难。从远见一辆车起，老查从车的外型，车灯设计先判断是品牌和车型，接近后再评判是第几代车型，然后是发动机型号排量，技术特点，有何独家设计，今后技术走向。此过程往往旁证博引，穿插国际资本运作对车型设计的影响，市场的接受程度，再引申到其在中国的销售情况，车型差几代，合资者是谁，采用了何种“欺骗中国人民”的策略(老查语)。刚开始我对汽车知识一知半解，老查便把整个汽车的机械设计与制造方式娓娓道来。数月下来，我也对汽车成了精，走在街上看到一个车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买车时也能打开仓盖把发动机检查个遍。

老查开过好车——在国内时他哥哥就开一辆玛莎拉蒂; 也懂车，开过了那么多破车，怎样稀奇古怪的问题不都解决过； 更懂汽车行业。他在国内时曾经和未曾发达的吉利汽车做过生意，眼见民营汽车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因此他对民营自有的技术和前景很有信心，至少比韩国车要好。这么多年下来，现在他说汽车只是一个废铜烂铁的代步工具而已，能开能用就行，是几万美元的豪华车，还是几百美元的破车，根本无所谓。他常嘲笑我这后辈新人贪图虚荣舒适，上手就买PASSAT和ACURA，却连基本修车也不会。我特佩服他现在波澜不惊的态度，再好的车，也经历过，再差的车，也能开地不亦乐乎，真乃神人也。

汽车只是反射老查如何研究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老查的世界观是工程师式的：理性，务实而不失全面，我觉得深有老浙大理工文化的风骨。做为一个化工系学生，但凡生活中碰到种种事物，老查总是职业性地报出所用的材料和化学分子式，接下去便开讲工业流程，以及哪些企业对此有所专攻。如果时间充裕，老查会继续侃到那些企业演变历史，发展战略与转型，中国工业和西方工业不同地实践技术，等等。谈话对象包罗万象，诸如家电产品表面的合金材料，汽车里的合成塑料，掺了三氯氰氨的牛奶，汽车发动机和各种石油制品，碳纤维的自行车和网球拍等等。他的口头禅是：“xxxx有什么难的，我自己弄点材料来，不就是这样这样的工艺流程么”，或者“今儿怎么xxx又坏了，我来把它修修好，接着用….”

除了实干和惊人的动手能力之外，老查理工科知识堪称博大精深。鉴于我的领域是科学计算，他会饶有兴致地和我聊流体力学的偏微分方程，也懂怎样写个C语言来个数值实现，也能谈操作系统和今下multi-core风潮中的计算的优化。每当我买了什么电子产品，他就和我侃控制系统，自反馈和电路。机械和化工这些他的老本行就更不用说了。谈起能源和石化，他也是侃侃而谈，大到国际油价到多少钱是新能源才有开发价值，因为其成本是多少多少这样的话题，小到一个工艺流程怎样设计，滑轮怎样摆蜗馏怎样操作。

老查拥有发明数项，有些还和军工相关。他成天琢磨着怎样把专利忽悠给美国的公司。一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某企业准备购买其专利，胸有成足的说：这个商品目前的市场容量是xxx吨，今后五年会增加到xxx吨，主要就是伴随xx应用的发展，我的发明比现有的产品都好，他们做不出我那个形状尺寸的晶体。

他拿去忽悠公司的ppt一共十二页，按他话说最重要的演示就是描绘化学反应生成物几何特性的那一页。他那天准备ppt时我恰好在场，老查在他那个脏乱的实验室里用那台14英寸CRT显示屏的十年老电脑挥汗如雨地工作着，突然想起要得到晶体长宽比的数据，只见他掏出一把塑料尺，把电脑屏幕上的图像——类似显微镜下看细菌的图像——量了几下，就把数据忽悠出来了，把我看得目瞪口呆。老查轻描淡写地说：“做研究就是要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用简单的工具方法，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出来。”

老查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做一个生物燃油的课题，为了比较油烃的有机结构，除了汽油燃油外，还跑到超市里买了各种材料榨成的食用油，又去想法弄了动物油，把实验都做了一番。通常他会严肃地把这种行为称作“执行特殊任务”，因为他有时会单独驾车数百英里深夜才归。

如此的科学怪才，个人形象自然是不拘小节的。老查行装打扮自有一套理论。伊总是行事匆匆，迈八字步，上身却笔直不动，颇似唐老鸭，与其休闲装打扮不甚匹配。加其似笑非笑的神情，令余常讥笑其形容猥琐，不似好人。每及此，老查必正色驳斥道：我穿衣是有讲究的，衣服要某某材料做的，领带要某某织法织的，皮鞋要意大利的，其余种种。我有时参观他的衣橱，号称“无一百刀以下之衬衫，六十刀以下之领带”，大多数品牌我居然闻所未闻。老查遂侃侃而谈各制衣社之文化。

更有甚者，某次老查与某上海女同逛街，无论路过服饰店，眼镜店，化妆品店，老查都大放厥词，置罚臧否一番，从GAP一直点评到范思哲，再排一个百晓生品牌谱，然后把各大化妆品当家产品及其化学成分报了一遍，最后把各品牌公司之间的联系渊源八卦了一遍，诸如某某品牌创始人之前是在某某公司当设计师之类。此上海女也算小资精致一类，竟叹道“怎么觉得是我们女人陪着三个男人逛街？”

学者自风流，老查流连于全美各地的声色犬马，实战经验丰富，本着彻底揭露资本主义腐朽的原则，我俩情趣相投。有段时间我痴迷于赌博，在家于老查切磋策略，然后周末双双杀到内华达赌场去“怡情”一番。老查理论丰富，可实战往往一败涂地，犹自嘴硬，颇有阿Q精神，令人捧腹。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我俩同时上桌，很快我便顺风顺水赢了笔钱，而气定神闲的老查却是小输。我得意洋洋地对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便离席花差去了。两小时后我返桌再战，问老查:“兄弟赢了多少钱”。老查说：“我上一把刚刚把今晚亏的钱全赚回来，但之外一分钱都没赚到”。见我满脸轻视之情，伊又补了一句：“连赌一晚上，没被赶出赌桌，已经很不错了！”

初去拉斯维加斯，我还乐于斥巨资去观看各大赌场的表演。老查颇不以为然，宁可一晚上守于赌桌，曰：“那些表演，索然无味”。待得深夜，我俩双双满载而归时，老查说:“那样才是寻欢的去处”。翻开街边的广告箱，查出某些偏僻夜店的地址，然后带我远离灯火阑珊的主街，杀入某些僻静的街区的风月之地。推门进入，自如游走其间，给小费，搭讪，举手投足之间尽显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行文至此，老查音容笑貌，犹若眼前。室友三年，算是除父母之外余今生共处时间最长之人（大学住校不多，且多变动）。余平生自以为是，却深深折服于老查之学识见解。留美生活孤寂，却得老查亦师亦友在侧，平时交相切磋，纵论古今中外之人事， 实乃余一大所幸耳。今此地一别，孤蓬万里征，难免黯然。

In a meeting, someone introduced people, "Dr......,Dr......,Dr.....,Dafang".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学术圈也不例外。人多了，自然就形成不同层次的生物链，下层的人源源不断地为上层提供养分，而资源则自上而下分配。能脱颖而出打出自己一番天下的江湖大佬们，个个都有所非常人的能耐。这其中的学问往往却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我越来越觉得这江湖水那一个深啊....

我大老板说：评价一个人，文章多少所发刊物都是表象，最关键看他在那个领域多大的影响力。影响力，这东西太玄了，意味着同行中的知名度，把持方向的话语权，多少追随者；而这些又意味着曾经有多少合作交往，多少同门袍泽，多少门生故旧；在最低的层面，才表现为多少publication。“We are academic brothers”。出身ivy league的小老板曾这么说。怎样才能从student磨练成brother呢？无疑：自身资质和努力，外加高人的点拨提携。对于后者，老板的道行，真是值得学生细细揣摩呀......

我大老板的风格是给你大方向后撒手不管，随学生去折腾，这种风格在英美教授中比较普遍。但是你每周都得汇报干了什么，成功失败无所谓。老板是人精，知道哪些尝试是实货哪些是滥竽充数，学生没法忽悠。只有当你的成果进入他法眼，大家开始准备publication的时候，言传身教的提携才真正开始。

以前讲过论文插图的故事，此处略过。话说夏去秋来，我的论文已经增删十次，基本定型，还差大小老板再锦上添花二三轮。此时恰有本领域资深教授来访，大老板遂安排了一次meeting讨论我的工作。按他的话说，那两个教授都在你正要投的期刊上做过编辑，他们对你工作的评价和意见，代表着未来审稿人和目标读者的口味。会上我一个学生对阵三位funding board member级别的教授，刚开始多少有点nervous，见此大老板驾轻就熟地主导了谈话旋律。他先是blabla讲了一下我的big picture，然后很自然地说:“dafang，或许你可以和他们谈谈这方面的详情？”我赶忙接上话茬，继续blabla。

随后另两位教授的意见和评论就连珠炮般出来了，多是抽象的高级术语，对于学生来说不进一步确认一次就很难完全明白他们指代什么。（具体来说就是在傅立叶分析和小波PCA这样的概念层级，高于某一具体pde或者某一特别的工程解法）。意外的是大老板今天谈兴很足，天南海北讲了一大通。屋里idea满天横飞，就好像《哈里波特》里面一群巫师在彼此对放咒语一样。我竭尽脑力让自己能保持在会话中，同试图尽可能多地记忆下刚才讨论的要点，以便会后能赶紧把这些稍纵即逝的灵感给记下来。要知道大老板平时和我meeting时是不谈要做什么具体问题的，现在我明白了，不是他不去关注具体细节，而是谈话者层次还不足以激发他的兴致。

访问者两天的日程很紧，老板的日程也是按每半小时计算。但是那天我们硬是在老板每周和学生例会之外谈上了一个小时。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一个出自BU物理系的朋友说起她老板的科研风格。她老板也是独具一格的大佬人物，术业上有多大成就我等外行无法评价，但其尤善鼓动推销，经常在NPR,BBC等媒体的科研访谈节目中露面。据此朋友讲她老板因此也被一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轻视为是术业平平而靠沽名钓誉。该老板带学生的方式也是放羊，但是凡有学术会议一定让学生参加。若有外部名宿去系里访问，老板尽力安排自己的学生一一去和他们交谈，展示自己的研究。哪怕日程紧张，每人也尽量分到十分钟。这样的结果是，我那朋友自称读博其间光结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已廖不胜数，注意是双方彼此结识。其后以杰出人才申请绿卡，重量级推荐人助力甚多。

此君说在Boston时隔三差五就是presentation,或是课上对同学，组会上对小老板，合作中对圈外人，会议上对各路教授。老板平时不管学生，但到重大presentation时却是亲历亲为指导，每一页ppt都是精雕细琢。诸如每页ppt只许表达一个意思，不出现三个以上数学公式，避免使用句子，图表动画的运用，这些外人看似简单的细节，却是江湖大佬们最关注之处。比较之下，我第一次正式presentation，大老板也亲自演示如何把我四十分钟的演讲压缩到十分钟。从我的老板，到她老板，对presentation的重视和理解其精髓，是一样的。英雄所见略同是也。

题外插一个小故事。

暑假里UT Austin应用计算所的老大T来我们所访问。两家走得挺近，彼此互为advisory board member。T在江湖上也算一派宗师，传说他曾经在学术会议上对演讲者说过诸如“你演示的东西十年前那个谁谁就尝试过了，比你做得还好”，“如果你说的东西是我们这领域未来几年的方向，那就完了”之类的话。大老板听说如此传闻，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每个领域都有几个aggressive的人物呀，比如xx学校的xx，xx学校的xx，老友叙旧，如数家珍。小老板则以他亲身经历告诉我T的另一个故事：当他还是一个中期博士生时，有一次去一个学术会议presentation，刚讲一半，下面有人打断：“你能不能快点进入和本次会议主题相关的话题？”初出茅庐的小老板张口结舌愣在台上，此时同在台下的T挺身而出对那个不期的中断者说"shut up"，然后回过头和颜悦色地请小老板按自己的思路继续演讲。小老板说：“那是快十年以前的事了，以T的身份，可能早已忘记此小事一桩，但是我却把它深记于心的。”如今小老板也是两拿Career Award的学术新贵，大佬的威望，更是可想而知....

美国的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早已超过了1987年的危机，而仅次于1929年的大萧条了。身在美国，我得以深入观察从三月贝尔斯登倒台起的一系列令人应接不暇的事件，美国各界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奔走角力，最终金融市场慢慢滑入深渊。

我对这次危机并不担心。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程度直比1929年，但是金融市场的崩溃并没有动摇美国实业经济的基本面，除了物价的上涨外也没有过度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讲，美国资本主义已经远比大萧条时期和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时期要发达成熟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社会总资本的庞大基数，以及经济形式的丰富多样化，使得金融危机不再像大工业时代能动摇整个国民经济。我觉得有意思的问题是，账面上蒸发的万亿财富意味着怎样的损失，以及究竟是谁承担了这些损失。

世界上只有美国，能够通过巨额的消费来绑架全世界的经济。以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格局为例，中国的出口加工经济模式高速发展，大量产品出口到美国，换来巨额美元外汇。外汇对于中国企业个体而言，仅仅是把美国人支付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因此美元外汇意味着国内人民币供应的大幅增长。由于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缺乏足够的进口以和国内多余的人民币相对应，从而造成国内的资本流动性过剩。这一切集中表现为人民币对国际市场升值，但是在国内却因通货膨胀贬值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中国央行为了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只好靠发行大量国债来回笼人民币。这是一种变向压榨社会财富，因为这意味着企业把对外出口赚来的钱交给了国家，让国家来花这笔钱，而且这笔钱只能花在国际市场而不能花在国内。国家行为无疑是比企业行为要低效的，数千亿美元的投资也很难有去处，于是中国央行把大部分外汇都购买美元资产——美国国债，以及基于美国房地产的次级债（据悉中国央行在此次次贷危机中持有的次级债总额在三千六亿美元至五千亿美元之间）。由此，美国人付给中国人的美元资本，又流回了美国。

正因为中国源源不断提供美元资本，美联储可以放松银根降低利率，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和五百强公司们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获得资本。然后他们带着这些资本来到中国，开出慷慨让人无法拒绝的高价来收购中国的企业，打点各级政府官员和买办。比如凯雷集团收购徐工，高盛收购养猪业，中国企业很高兴：我们的企业和资源能卖出那样的好价钱。官员也很高兴：问题丛生的国企总算脱手了，GDP也增长，有政绩了。

最终，资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流了一圈。表面上看，中国企业以做外贸为荣，似乎从美国赚了很多钱。实质却是，中国的血汗工厂给美国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和服务，承担下了所有的污染，放弃许多劳工权益，然后把辛苦赚来的钱又以很优惠的条件交给了美国人，再让美国人拿那些钱来收购中国的产业。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承担诸如压低人民币汇率，不正当纂取美国财富，抢夺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廉价劣质商品危害美国消费者等罪名，任由美国政客在这些议题上大作文章兴风作浪。即便成了美国人的大债主，美国可以来一个次贷危机，把美元贬值一下，大家有难同当，把债赖掉一部分，

资本主义全球化，果然妙不可言：即使清醒地认识到其中不平等之处，却仍然得乖乖地按照其经济规律办事。资本，并不仅仅意味着金钱和资金——在资本的循环流动中，中国和美国都曾拥有巨大的资本，但是所达到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审视资本的流动，我觉得有三个问题：

1. 为什么中国企业要源源不断地向美国出口。

2. 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只能去购买美元金融资产

3. 为什么美国资本能够在中国畅通无阻

也只有美国，能欠世界十几万亿的债务，同时还一边减税一边上马7000亿美元的bailout plan。其他国家想这么玩，下场就是97年的东南亚——国家破产，支柱产业对国际资本完全开放。美元做为世界结算货币是美国金融霸权之本，而金融霸权必须建立在军事霸权之上。军事霸权的保持，意味着巨额的国防军费和高科技投入，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经济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其他经济体的附庸地位。可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中之前所有的军事霸权都不能持续带来经济效益，最终的结局是经济上首先奔溃，比如苏联。至少在可见的未来，美国还是朝健康蓬勃的方向发展的，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财富？

To be continued…..